（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主席：叶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我：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挥手）快，谈完就来。

　　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毛泽东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毛泽东成为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虽然批判了林彪所谓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话，仍处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依据。

　　然而，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期间，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他终日卧于病榻之上，与外界隔绝，甚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之间也极少交流。"联络员"毛远新，便成了毛泽东与外界、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唯一通道。

　　"联络员"是毛泽东病重时出现的特殊而举足轻重的人物。

　　毛泽东作出"最高指示"的依据，是"联络员"的汇报。

　　"联络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的，便是"最高指示"。

　　由于"联络员"本身，具有很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同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时，又把自己的政治倾向带了进去。

　　正因为这样，"联络员"的出现，使得本来已经很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生活，变得更不正常。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倒是十分真实地记述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来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气力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

　　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毛远新还让汪东兴通知我们：现在外边很乱，最好不要到外边去，也不回家。让汪东兴在中南海找个房子，让我爱人和孩子临时到里边来见见就行了。这个安排我没同意。这期间，我也没到外面去，对外面的事也是一无所知。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1976年4月5日上午，八点左右，毛主席正重病卧床，值班医生和护士看护。这时，江青手拿一根木棍来到主席住处，问我："主席醒了没有？我有事要同主席谈。"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抬了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主席睁开眼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作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带着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关于"四·五"的决议，让主席表态。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用红铅笔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来，人民日报发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真相》和社论，主席没有看过。据说，江青、张春桥在天安门"四·五"运动平息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酒会，华国锋同志亲自参加了。

　　听了毛远新所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舆论总管"姚文元变得异常忙碌。他在4月7日所写的日记，是他那天在"关键时刻"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的详尽记录：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引者注：指上面所引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在当天上午的谈话记录）。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道，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