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旧金山对待无家可归的人群存在着相当矛盾的态度，这已是人所共知。政府称无家可归问题是新出现的城市顽疾。其实不然，这一问题存在已有十年之久，主要是由于精神疾患治疗设施的州拨款大幅缩水，战后大量越南老兵的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导致酗酒吸毒，却未得到有效救治，再有就是其实这并不仅只限于老兵，酗酒吸毒在全国各个城市屡见不鲜。1982年那个漫长的寒冬，当政府宣布取消其贫民救助计划，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湾区的经济形势一路走低。这时，找份活干，找间房住，已经日益艰难，倒是要搞到天使粉、普斯普剂这类便宜的街边毒品要容易得多。

　　虽然有些商业人士认为无家可归者有碍市容，影响旅游业，遂对此颇有怨言，但如果你有幸在20世纪80年代初去过旧金山，可能还不会感受到那里有着如此深层次的危机。可能会有人告诫你有些地方不要去，说是醉汉、地痞、流浪女、流浪汉，还有些疯疯癫癫的人在那经常出没，在老家明尼苏达密尔沃基把这些人叫做“神经病”。或许你会注意到一些迹象，领取救济食品的人排起了长队，街头行乞的人数多了很多，母亲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挤在窝棚里艰难度日，十几岁的孩子离家出走，露宿在街边的人蜷缩着身体更像是一堆被随意丢弃的垃圾，公园长椅上，车辆换乘站里，楼房的门廊下，都可以成为这些人暂时的栖身之地。也许，在你自己的城市里也存在类似于旧金山的这类问题，也许你意识到有更多的工作族正步入无家可归者的行列，他们确实有所收入，但不堪重负，在支付房租和购买食品、药品、衣物等生活所需之间艰难做出选择。也许你会思忖，他们曾是怎样的生活和度日，他们曾怀揣着怎样的梦想，也许你会想到如果生活的支撑一旦化为乌有，任何人都会垮掉；一场飞来横祸足以使人落入困顿，从此过上入不敷出而朝不保夕的生活。

　　无论你对生活的观察多么细致入微，你也许都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也许会碰巧瞟上一眼，看到我步履匆匆，手推一辆轻便的破烂蓝色儿童推车，这在当时是我唯一的运输工具，装着我世间最珍贵的宝贝－－ 一岁半的俊俏儿子小克里斯多夫，他活蹦乱跳，机灵淘气，还在牙牙学语就已喋喋不休，时不时向我索取食物。你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爷儿俩已经无家可归。我身着职业装，这行头我总共不过才有两套，另一套就塞在我肩扛的衣物袋里面，还有个袋子里面装着我们的值钱家当(杂七杂八几件衣物、卫生用具，还有几本书，没有这些书我就没法活下去)。我一手提了把伞，另一只手还要拎着公文包，腋下还要夹上硕大的一包帮宝适纸尿裤，同时还要控制婴儿推车，看上去我们俩就像是去什么地方度周末长假一般。我和儿子经常过夜的地方就是在湾区地铁换乘站，再有就是奥克兰或旧金山机场的候机大厅，还有个更为隐蔽的藏身之处就是我的办公室，我经常刻意加班，下班后就可以在办公桌下的地板上舒展腿脚，当然有时候也要躲进奥克兰捷运车站的公共卫生间暂避风雨。

　　那个小小的卫生间，虽说没有窗户，但是大小还算合适，放下我们两个还有这些行李都不成问题，再加上马桶和洗手池，足够我们梳洗之用。那里虽然让我感觉到压抑束缚，但是锁上门，与外界隔绝，至少不会有什么猛兽闯进来，也算是上苍赐予的安全所在。这就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写照，那时我也处于生活的中转站，连接我的过去和未来，仿佛就是在人生的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