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春演的公子哥问跑堂的小伙计：你们大掌柜的叫什么名字？瘦骨嶙峋的我站在一边回答：“你们连我们大掌柜叫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位女演员说：“我们是从外地来到京城的。”

“难怪啊！”我边抹桌子边说。

“告诉你们，我们家大掌柜的就是京城大名鼎鼎的刘二爷。”我停了一停，大声地说：“大名叫刘金宝。”说完还用手指往外一指。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有台词的演出，就是在这样的戏里，出来的也只是我的侧影，我的正脸只晃了一晃。出现在戏里的配音也不是我的声音，听起来怪里怪气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已经十分满意自己的镜头。

我相信，在群众演员中间，在我在工地的工友们中间，我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催眠。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内心强大”。我不是内心强大，他们对我的每一次批评，每一次否定，对我起的作用，比他们看出来的要大得多。每一次被否定后，在我的内心，都会有两种力量在撕扯，一种是：“他们说的对。”另一种是：“要相信你自己，你会和他们不同。”

我想我应该感激年纪。十六岁的年纪，内心里永远燃烧着一种不明白从何而来，但的确像山火一样旺盛的火焰。在这种火焰的作用下，你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但永远会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能量。所以，每一次两种力量无论如何撕扯，第二天，阳光再次射进小屋的时候，我还是要按自己初衷去行事。

我可能没有看清很多东西，但我始终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在这个城市里要得到什么。

最痛苦的时候，我跑出去，用冷水浇自己，在冷水带来的清醒中，提醒自己，不要做偏离目标的事情。我的签名，练得也越来越好了。

有好几次，我来到公用电话亭前，拿起电话，想听听家里人的声音。但总是在拿起听筒之后，迅速地把听筒放了回去。我害怕，我害怕我听到家里人的声音会哭，会对他们说：“我要回家。”

我不能回家，虽然我想家。

回了家，我做什么呢？种地，再过两年，娶媳妇，和哥哥争房子？我当初出来的时候，态度那么坚决，说得那么豪情万丈，现在就这样回去？村里人会怎么笑我呢？他们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出去，出去有什么用？你看王宝强，出去了两年，不还是回来了。钱也没挣到。”

我无法容忍自己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失败者的形象。

但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依然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眼前全是黑暗，全是黑的，看不到光明，一点儿指引都没有，想后退也没有地方后退。巨大的焦躁吞噬着我的心。晚上，我开始失眠。偶尔能入睡时，就似乎回到了小时候，在县城里，夜幕降临，街上空无一人，我找不到母亲，站在街上大声哭泣。

有时醒来，我发现自己在叫“妈妈”。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传呼。

日记之七：2000／2／大年初三的深夜，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

没有戏演，也得找活干啊。跟我住一块的伙伴们和我一起到了一个建筑队。干了一个多月，说好了一个月一百块钱，管吃管住。我什么活都干，大部分时间给人打下手。

可那天在洗手间擦玻璃的时候，是踩着洗脸池子上去的。那个洗脸池子是瓷做的，没安结实，哗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工头过来一看，当时脸就黑了。

月底一结账，把我的钱全扣了，我一分钱也没有了。

大年初一那天，从早起没吃饭，到晚上十二点都没吃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快饿死了，去邻居家敲门，他是卖馒头的，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先赊着账，那时候身上没钱，五个馒头一块钱呢。

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但我自己想，这是关键时刻，看你能不能顶住。有的人一开始走得很快，再后来，就越来越慢，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退出去了。但是只要你坚持，顶住一股劲，也就过去了。

打电话到家，爸给寄了三百块钱，还有一件冬天的衣服。还有一封信。

打我记事起，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软话，但是在那封信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软弱。父亲在信里说，“都怪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照顾好你。三百块钱不多，你要省着点花。我们也知道你在外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也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花钱一定要省着点。”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那么得伤心。

我哭了，开始想家，不停地想。除了想家，我还在?自己的不争气而伤心。

这一天，我没有出门，自己把自己捂在被子里，整整哭了一天，两只眼睛都哭肿了。

这一天，我想了很多，我暗自发誓，从今天开始，我混不出个样子来，绝不再和家里人联系。

《少林寺》中有一段台词我至今印象深刻，主持为李连杰剃度，连问几个“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淫欲，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尽形寿，不饮酒，汝今能持否？”

英雄如觉远，在这样的追问里不时地停下来。“能持否？”问别人，问自己。当他颤巍巍地说“能持”时，不知为什么我会觉得伤心。能持否？其实是多么艰难的问题呀？

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也问自己：“能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