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妈是偏向我。我年纪小，可我勤快，家里的活儿，端饭啊，扫地，零活儿我都做。往往是妈妈在洗碗，我拿起抹布来给她抹桌子。妈妈在炒菜，我给她拿盐拿醋。我年纪小，拿不动锄头和铁锹，下不了地，但我拔草。喂猪，总是赶在前面。妈妈心疼我，把我抱在怀里，摸着我的头说：“累坏了吧，回家给你做好吃的。”
其实，我的倔遗传自我爸。用我妈的话说，我爸更倔。不过，她也常说，我爸是个老实人。
“人老实，比什么都重要。”当年，我姥姥也是这样对妈妈说。
“老实人吃亏啊。”妈轻轻地叹口气。
我爸是个党员，他是在军队里入党的。我见过我爸爸当兵的照片，红领章，绿军装。那时候他又黑又瘦，眼纹很长，笑起来眼尾也向上挑。这点，我像他们。我爸爸当兵是在天津警备区，那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管后勤，在炊事班，他在那里学会了做饭。在部队，他做饭做得好，是很有名的。但或许是那个年代人共有的特性，我爸默默地奉献完后，并没有能够留在城市里，他复员以后，依然是个农民。
在村里，我爸的老实是出名的，他从来不跟人争。其实在农村，像我爸这样复员回来的就算有手艺、有文化的的人，一个村里，往往也不多。在很多村子里，有这样优势的人都会成为村里的干部。村支书跟我爸很合得来，他很关心我爸，有什么事常来听我爸的建议，可我爸从来没说过自己的事情，也从来没向村支书特别要求过什么。他就是安安分分，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农民。
“你爸特别不出芒。”村支书说。
我爸就不爱多事。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外面商品经济大潮闹得厉害。一直老老实实靠天吃饭的村里人也动了心思：跑运输的，去城里摆小摊的，组建筑队……闹着向外跑。可是我爸，却踏踏实实地守着这一亩二分地：种棉花，种玉米，种豆子。家里有辆拖拉机，别人借他的拖拉机去跑运输，借出去就开，他也不管那么多。他从来不去动别人的东西，钱财上面，跟人分得特别清。他也避免跟人合伙做生意。他说，合伙做生意，是非太多。
我爸有做饭的手艺，可我爸没去城里的饭馆打过工，只是偶尔村里有婚丧嫁娶，就被人请去掌勺。他蒸的馍馍真大，中间还点一个大红点，馋死人了。我想吃一个，可不敢，怕挨他的打。
那是人家的，人家的东西不能动。我爸说。
我们家乡的土质好，附近有砖窑。我家里养匹马，砖窑出砖坯子什么，我爸爸就赶上马去拉砖坯子。拉一趟下来，能挣几块钱，这就是我们除了种地之外的全部收入。其实我爸体质也不好，瘦弱。我妈带我去送饭，拿两个馒头去，带一瓶开水，带个生鸡蛋，带个大碗。到了地方，把鸡蛋磕进碗里，拿水一冲，鸡蛋清和鸡蛋黄慢慢沉进去，变白，就是一碗蛋花汤，再吃两个馒头，这就是我爸的午饭。我爸喜欢吃烤馒头，烤得黄黄的，一咬咯吱咯吱的。我爸喜欢把馒头放进砖窑里烧。我想，放在里面，是不是会烤得更好吃些？
也许会烤出烙饼的味道？
对我来说，家里烙饼的时候，就是我的节日。白生生的面饼，在锅里来回翻，慢慢变成金黄色，泛着香油的香气。每次烙饼，我都要吃到实在撑不下才行。
有一次，我自告奋勇替我爸烤馒头，但是别的炉火开窑瞬间的光亮吸引了我。通红的火焰，让我看得心花怒放。这时，我闻见了焦煳味儿。爸也闻到了，拿钩子钩出来一看，砖窑里温度太高，馒头已经烧黑了，像黑炭一样。爸气成了石像，我也傻了。
“败家子儿！”过了很久，爸从牙齿缝里迸出了这一句。
在我印象中，我家的马偶尔被利用做过两次生意：卖碗。爸用马车装着瓷碗去山里卖，一去几天。说是卖，其实是半卖半换。农民没钱，就拿山货来换。回来的时候，马车上的碗都没了，却多了许多口袋。我跟哥哥、姐姐忙不迭地把口袋从车上抬下来，打开一看，全是山货：黑枣、核桃。我们最爱吃的是柿牛儿，柿子晒干了以后，就叫柿牛儿，甜甜的，软软的。
那些山货，能留给我们吃的也是少数，大部分都要再卖掉，给家里添油钱、盐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