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世上熙熙，皆为利来。世上攘攘，皆为利往。若是一个人形同草木，生无人知死无人觉，对这世界与社会没有任何影响，那么他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如何获得财富，这其中的技巧与方法却又如何才能够得到？

　　笼罩在神秘色彩之中的财富文化

　　古时代的人相信“命”，认为一个人的“富贵在天”，不由自己，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种认识就是在皇权统治者不断的愚弄与暗示之下，要让民众彻底放弃对财富的研究与追求，要不然就甘于奴役任人宰割，要不然就是寄望于求神拜佛烧香磕头——总之一句话，他们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也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财富的规律，甚至连财富的规律与法则是否存在都没有把握了。

　　人类的认识一旦与规律的存在相隔膜，怪力乱神就会大行其道以惑视听。

　　汉朝有一个叫翁仲儒的人，家住渭川一带，一向贫寒，家徒四壁。可是慢慢的，他家里的日子开始过得有模有样起来，再后来就越来越富裕，人们跑来追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致富的，翁仲儒回答说：有一天早晨，他刚刚起床的时候，忽然看到一片金黄色的云彩飘拂到了他的窗前，紧接着就下起了暴雨——黄金雨，天上掉下来的全都是黄金，于是他的家境顿时为之改观。

　　这种胡说八道明摆着是搪塞别人的追问，不愿意说出财富的来由实情。如果这个理由放在今天，那是一点说服力也没有的，而且当事人多半也会因“财产来源不明罪”而入狱，但在封建社会的迷信时代，这个理由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这是因为这个理由正暗合了古人所迷信的“命”。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象翁仲儒这样的满口胡柴的人，在历史上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