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唐西域记》还记了一些当时印度社会里发生的看来不是很重大的事件，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看了以后，从中可以看出重大的意义。比如钵逻耶伽国大施场东合流口一天有数百人自沉，高善必认为，当时社会上必然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上流社会的人感到不满意，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老一点的人不死在圣河恒河的岸上而死在水中《印度史研究导论》，第284页。。第二卷关于当时印度刑法的叙述，关于赋税、王田、分地和封邑的叙述，甚至关于蔬菜的叙述：
蔬菜则有姜、芥、瓜、瓠、荤陀菜等，葱、蒜虽少，啖食亦希，家有食者，驱令出郭。
高善必都能从里面得出相应的结论。他讲到，当时北印度有许多饮食方面的禁忌(塔布)，比如不吃牛肉等，不吃葱蒜等，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多少改变《印度史研究导论》，第286~289页。。
总之，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大唐西域记》提出来的新问题，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还更要重要，还更有意义。我上面举的仅仅不过只是几个例子而已。我最近偶尔读到几本关于中世纪印度的书籍，作者都是印度学者。一本是古普塔的《檀丁时代的社会与文化》他大量地引证了《大唐西域记》的材料。第二章叫做：《当时的历史透视》，基本上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材料写成的。除了这一章以外，在其他章节里，比如《政治理论与国家管理》《社会和经济生活》等等，也经常引用这本书的材料。另一本是乔希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Lalmani Joshi：Studies in the Buddhistic Culture of India during the 7th and 8th Centuries ADDelhi，Varanasi，Patna，1977)。书中也大量地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的材料。我相信，读这两本比较新的书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一个印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这两本书恐怕是难以写成的。像这两部书的书还多得很，这也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
最后一点谈一谈实践的问题。
这一点同上面谈的问题是有联系的。经过了1000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100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的意义的。玄奘这个人和他这一部书，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已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写到的；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引用《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中有一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找不到的。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国外学者就开始注意《大唐西域记》，开始有外文译本出现。现在先将欧洲的译本条列如下：
法文译本：
Julien,S.：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 en I\'An 648, 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cais. 2 tomes, 1857~8, Paris.
英文译本：
Beal,S.：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 (A. D. 629). 2. VoLs. 1884, London.
Watters,Th. :On Yuan Chwangs Travecs in India (629 ~ 645A.D.),edited after his death, by T. W. Rhys Davids and S. W. Bushell. 2Vols. 1904~5, London.
日文翻译和注释本：
堀谦德《解说西域记》，1912年，东京。
小野玄妙译《大唐西域记》，《国译一切经》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册1942年～1943年，东京。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平凡社，东京，1972年。
至于研究印度的学者对本书的评价，那简直就是车载斗量，无法一一抄录。我在这里想从代表各种类型、各种流派的历史学家中各选一个代表，谈一谈他们对《大唐西域记》的评价，这也就算是一种“优选法”吧。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巴(RomilaThapar)见所著《古代印度社会史》(Ancicnt Indian Social History)，新德里，1978 。把研究印度史的学者分为许多类型。我就是根据她的类型说来选择的。首先我想选择20世纪早期的英国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 Smith)，他是代表英国的利益、崇拜英国又崇拜伟大人物的。他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他对《大唐西域记》的意见是：
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意思就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分。”见所著《牛津印度史》(The Oxford Hisrlty of India)，牛津大学，1928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