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50，323b。
羡林按：“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50，324b～c。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50，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 49，58c。
《维祇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50，326c。以下诸人晚于三国。
附《聂承远传》：
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50，327a。
《僧伽跋澄传》：
(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多为梵文。50，328b。下面还有两处提到梵文。
《僧伽提婆传》：
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50，329a。
《竺佛念传》：
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50，329b。
《昙摩耶舍传》：
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50，329c。
《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祇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康孟详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四)几点想法
现在把上面讨论的问题归纳一下，提出几点想法。
1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论，现在看来，不能成立了。我设想的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这两个阶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这篇不算太长的论文解决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大问题：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通过什么渠道?但兹事体大，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有待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JFussman，Language and Culture among the Kushans见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s of Central Asis 的Information Bulletin，Issue 15，Moscow， 1989年，Pp第57～66页，其中谈到大夏语，可以参阅。
1989年11月2日写毕
附记：
在写作过程中，提供资料，帮助借书，我的两位小友荣新江和钱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