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或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梅林达（Melinda）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梅林达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