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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韵关于神韵(3) 印度怎样呢?从文化源流来看,印度文化至少有一部分应该与欧洲雅利安文化相同或者相似。可是,我在上面讲到,印度的文艺理论韵论同中国的神韵如出一辙,而在欧洲则颇难找到主张只有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只有暗示才是诗的灵魂的说法。现在,我讲到书名,印度的命名原则又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真不能不发人深思了。我先举几个例子。7世纪的檀丁有《诗镜》,12世纪的罗摩月和德月有《舞镜》,14世纪的毗首那他有《文镜》。用“镜”字来命书名的做法,立刻就让我们想到中国的《杜诗镜诠》、《格致镜原》一类的书名。13世纪的沙罗达多那耶有《情光》,胜天有《月光》,都用“光”字来命名。15世纪的般努达多有《味河》,17世纪的世主有《味海》,还有著名的《故事海》等等,都用“河”、“海”等字眼来命书名。至于用“花鬘”、“花簇”等字眼命名的书,更是车载斗量,比如安主的《婆罗多花簇》、《罗摩衍那花簇》、《大故事花簇》,还有般努达多的《味花簇》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了。 怎样来解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书名呢?我认为,也同样用韵的理论、神韵的理论、暗示的理论。我以上举出的这许多书名也同样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镜、光、河、海、花鬘、花簇、苑、珠、林、楫等等,都是说出来的东西,实有的具体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被用来命书名,实际上与这些具体的东西无关,而只是利用它们所暗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镜、光喻明亮。河、海喻深广。花簇、花鬘喻花团锦簇。苑喻辽阔。珠喻光彩。林喻深邃。楫喻推动能力,如此等等,后者都是暗示的含义。这同我在上面讲的韵的理论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吗! 至于为什么中印两国在这些方面完全相同,而与欧美迥异,我目前还无法解释。我多年以来就考虑一个问题: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印文化似同属于一个大体系,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相抗衡。中印文化相同之处,有的出自互相学习,有的则不一定。兹事体大,目前只好先存而不论了。 补遗 承蒙敏泽先生函告: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四册,1361—1366页,引宋范温《潜溪诗眼》关于韵的论述。此确为我所忽略,谨向敏泽先生致诚挚的谢意。 宋范温论韵的意见十分精彩,钟书先生的引申更为神妙。范文原文较长,不能具引。我在这里扼要述其内容。 范文的重点在解释什么叫韵。他写道: “有余意之谓韵。”定观曰:“余得之矣。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余曰:“子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详,且韵恶从生?”定观又不能答。予曰:“盖生于有余。请为子毕其说。” 下面他讲到,“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在这里,请读者参阅饶宗颐先生的十分精辟的意见。 范温接着谈到文章,他写道: 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见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测之而益深,究而之益来,其是之谓矣。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澹,奇伟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自《论语》、《六经》,可以晓其辞,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韵。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书,意多而语简,行于平夷,不自矜炫,而韵自胜。自曹、刘、沈、谢、徐、庾诸人,割据一奇,臻于极致,尽发其美,无复余蕴,皆难以韵与之。惟陶彭泽体兼众妙,不露锋芒,故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复观之,乃得其奇处;夫绮而腴,与其奇处,韵之所从生,行乎质与癯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是以古今诗人,惟渊明最高,所谓出于有余者如此。 下面又谈到书法,不具引。最后,他说: 然则所谓韵者,亘古今,殆前贤秘惜不传,而留以待后之君子欤。 统观范温的议论,我觉得非常值得重视。钟书先生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是有道理的。我体会,范温所谓“有余”,就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说出来,或者说不出来,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就同印度的《韵光》的理论有近似之处,或者有了接触点。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钱钟书先生说:“范氏释‘韵’为‘声外’之‘余音’遗响,足征人物风貌与艺事风格之‘韵’,本取譬于声音之道,古印度品诗言‘韵’,假喻正同。”这些意见都非常好。但是,我仍然觉得,声音之韵与人物风貌以及书、画、诗、文等艺事之韵,何以相通?相通之处究竟何在?似乎还有必要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进一步深入探讨。我用“和谐”来解释,聊备一说而已。 我还想强调一点。尽管中印在韵的方面有如此惊人相似之处,但是两国的思想方法仍有其差异。像印度那样的分析,我们是没有的。我们靠一些形象的东西来说明问题。 198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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