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武维周,世有哲王。 三後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茲一人,应侯順德。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来許,绳其祖武。 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 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三後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茲一人,应侯順德。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来許,绳其祖武。
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
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周邦后人能继承,代代都有明君生。 三位先王在天庭,武王配天在镐京。 武王配天在镐京,追求先祖好德行。 配合天命能长保,完成王业可信任。 完成王业可信任,百姓学他做好人。 他能永远行孝道,效法先王遵祖训。 天下都爱人一个,能担重任顺德行。 他能永远行孝道,继承王业多光明。 光明磊落后来人,祖宗事业能继承。 千秋万载把国享,受天福禄永不停。 享受老天赐福多,四方诸侯来朝贺。 千秋万载把国享,哪无贤臣来辅佐!
三位先王在天庭,武王配天在镐京。
武王配天在镐京,追求先祖好德行。
配合天命能长保,完成王业可信任。
完成王业可信任,百姓学他做好人。
他能永远行孝道,效法先王遵祖训。
天下都爱人一个,能担重任顺德行。
他能永远行孝道,继承王业多光明。
光明磊落后来人,祖宗事业能继承。
千秋万载把国享,受天福禄永不停。
享受老天赐福多,四方诸侯来朝贺。
千秋万载把国享,哪无贤臣来辅佐!
1、武:继承。《毛传》:“武,继也。”《郑笺》:“后人能继先祖者,维有周家最大。” 2、三后:《毛传》:“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3、世德:《诗缉》:“以其于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继述也。” 4、孚:信实。《毛传》:“成王,成是王业也。”《郑笺》:“孚,信也。” 5、则:《毛传》:“则其先人也。” 6、媚:《郑笺》:“媚,爱。” 7、许:《毛传》:“许,进。” 8、绳:继承。武:足迹,功业。《集传》:“绳,继。武,迹也。” 9、祜(护hù):《郑笺》:“祜,福也。” 10、遐、佐:《集传》:“遐,何通。佐,助也。盖曰岂不有助乎云尔。”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笔者以为,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展》说:“《下武》,康王即位,诸侯来贺,歌颂先世太王、王季、成王之德,并及康王善继善述之孝而作。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本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今从陆、陈之说。
《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本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显然不及远矣。而且本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我们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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