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章的记载上，显示出来，梁惠王大概受了孟子的影响，每谈一次话，态 度就好转一次。这次的谈话，比以前几次更好得多了。他一开口就说：“我愿意虚 心地专诚向你请教，听取你孟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发问， 只是希望孟子给他一些意见，今后治国该怎么办。这种态度，看来的确是虚心而诚 恳的，存心要向孟子请教。

孟子见他那样诚恳，所以答复梁惠王的话，也是诚恳地讲实在话，一点没有虚 伪客套。他以问为答地说：“一个人用棍子去打死人和用刀子去杀死人，有什么分 别么？”孟子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梁惠王可以不加考虑地立 即答复孟子：“当然没有什么分别啊！”虽然用的凶器不同，但杀人的居心，和杀 死人的结果都是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孟子谈话的高明了。真是剥茧抽丝，逐步层层深入。等到 梁惠王肯定了他的这个问题以后，冷不防，话锋一转，逼进一步问道：“好了，你 既然说用棍或用刀，都是一样杀人。那么我再请教你，用刀和用暴虐不良的政治杀 人，是不是就有所分别了呢？”

孟老夫子这一逼，可把一个梁惠王逼得转不过弯来了，也许当时被问得愣了一 下，梁惠王心里总不肯承认在施行不良的暴虐之政的。但是因为自己身为施政的一 国之王，只好眨眨眼，摇摇头说：“当然也没有什么两样啊！”

好了，两个问题一转折，把梁惠王扣住以后，正文来了。孟子于是说：“那么， 现在的君主们，厨房里存放着许多肥美的肉类，马厩里养育壮硕的马匹。可是老百 姓却吃不饱，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在城外郊野，还有人饿死在路旁。这种情形对照 一下，可不等于是纵容驱使禽兽去吃人吗？”

今天在富庶社会中过安定日子的人，或者体会不到这种景象的悲惨，而认为冰 柜里多存一些肉，养上几匹马，又算得了什么？殊不知，在古代没有冰箱，也没有 冰柜，而内府中的人多得很，储存的肉类不能不多，但是存久了会变质发臭，就只 好扔掉。这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至于养马，现在大家都坐汽车了，不知道 养马的耗费。以前养一匹壮马，比十个人的生活费还多。要给它好的豆料、鸡蛋， 还要喝酒，有时候是上好的名酒。那种跑马场的赛马，还要喂整枝的人参。战马当 然也要吃得很好，“马无夜草不肥”，夜晚要派人去遛马，还要给马洗澡，真是一 笔大耗费。现在有些人不买汽车，因为汽车每个月的油料和保养费太高了，但比起 养马来，泡车的耗费又小得多。何况当时的诸侯，并不是光养一匹马，而是养许多 马。大夫干部们也养许多马。还有成千上万的战马呢！了解了这些情形，计算一下 所需的费用，那么就知道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一点也不假了。

孟子这几句话，反映了春秋战国当时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大概，同时巧妙地指责 了梁惠王与他下面的这些大臣和干部。另段“率兽食人”，也等于说你梁惠王的这 些大臣们，和猛兽差不多，你如今就好比带了一批野兽，在那里吞食老百姓的骨肉 啊！所以他又劝梁惠王说：我们看到禽兽互相残杀，弱肉强食的时候，都会非常厌 恶，憎恨他们，巴不得杀掉他们。而我们民族文化，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你 是一国的君主，也等于是全国老百姓的父母，应该像对自己儿女一样，去爱护照顾 老百姓。可是，你现在实施的政治，还免不了好像带了一群猛兽去吃人似的暴虐， 那么老百姓又怎么不感到厌恶，你又怎么算得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呢？

孟子始终是遵奉孔子的学说的，最后他还是引用孔子的话来作结论。

在这里，先要提出一个题外话来研究一下。原文上，孟子引用孔子的话时，是 用“仲尼曰”三个字，为什么不用“孔丘曰”或“丘曰”呢？我们知道，孔丘是孔 子的姓名，仲尼是孔子的字。依古礼对长辈，是可以称字或号的，甚至于对同辈的 人，也只称字号而不称名的，绝对不能连名带姓一起叫。孔子是春秋时人，孟子是 战国时人。时间上，孟子已经是晚辈了。而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子思又是孔子 的孙子，所以孟子比孔子当然是再晚又晚辈了，所以他应该尊称孔子的字号。即如 在《礼记》中子思称孔子，也称仲尼，这是中国的古礼。但是到了后来，渐渐变成 对长辈不能称字号了。尤其是对自己的父亲或祖父，直接称号，反倒要让人觉得大 逆不道了。

孟子在这次谈话中，把孔子的话举出来，他说：“孔子曾经说，第一个制作陶 泥人用来陪葬的人，不会有后代吧！”因为他虽然没有用活人去陪葬，但所做的陪 葬陶泥人和活的人一样，在心理上，还是存了以活人陪葬的想像--正如许多标榜 素食的人，跑到素食馆里，大吃素鸡素鸭。诚然，所吃到的仍旧是豆腐、豆皮、豆 干、面粉之类，如果心理上存了吃鸡吃鸭的念头，就和吃荤没有两样。既然这种用 代替品假设，而存有一点活人陪葬的心理念头都是不可以、不应该的，又怎么可以 活生生地使老百姓们饿死呢？

实际上孟子是指责梁惠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头在那里率兽食人的，就是他梁 惠王。只是不便直接指责，才引用孔子这个“始作涌者”来隐喻，指责梁惠王领导 无方，自己王府里那么奢侈，领导大臣们也竞相浪费，而老百姓们则无饭可吃，竟 然饿死。

他们这一次的谈话，司马迁在《史记》中《魏世家》梁惠王的一段，曾经稍稍 提到过一点，语意一样，文字不同。在这里，梁惠王提起晋国。大家应该记得，原 韩、魏、赵三国的祖先，历代都是臣事晋国的，后来他们分了晋国的土地，而自己 独立称王。现在他又自称是承接了晋国的传统，晋国就等于是他们的祖国。因此梁 惠王对孟子从他的祖国谈起。

他说：“我的宗主国在晋文公的时候，曾经称霸诸侯，历史上的强盛情形，你 老夫子是知道的。但是到了我这一代，说来真惭愧，倒霉得很，在西方割地七百里， 求和于强秦，在南方又常受楚国欺凌侮辱，一直受他威胁。像这样的国耻，我实在 忍受不了。我愿意为这些为国牺牲的先烈们雪耻。请问你，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梁惠王提到他祖先的光荣历史。其实从春秋大义来说，魏是叛晋的，谈不上光荣。

不过当时在中原一带，三晋的确是相当强盛的。这些且不去管它，我们从历史上可 以知道，这次梁惠王对孟子所提出来的，正是他那个时候的中心问题。魏国当时为 政的重心所在，就是为了雪耻图强。梁惠王先后对邹衍、淳于髡这些谋士的恭敬礼 请，也都是为了雪耻图强。当时的各国，走富国强兵的路线，大多也都是为了雪耻 图强。这是战国时代，国际间一种共同的情况--相当于个人的冤冤相报。在循环 报复的思想下，绵延了几百年的国际战乱，这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梁惠王的宏图，孟子告诉他，只要有百里的小小领土，如果做得好的话， 也一样可以成为国际上的领导国家，可以达到以王道统治天下的目的。他继续告诉 梁惠王治国之道，要用王道仁政的精神，不要用存心去统治别人的霸道思想。所以， 他要梁惠王第一步实施仁政，其次要注重教化。

怎样施仁政？孟子对梁惠王列举了几点施仁政的作法。当然，这只是仁政的作 法，不是仁政的最高目的。

孟子列举仁政的要点，第一是省刑罚。刑与罚是法治上的两种精神，有所不同， 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点。孟子这里告诉梁惠王，对于刑罚的施为，应该以省略 为上，不可太苛重。法治并不是和王道完全相反的，法治也是王道治国的治术之一， 不过在王道的精神之下，法治要简明，不可繁重严苛。王道是要以仁义为本的。

后世儒者有的只讲仁义，主张不要刑罚，有的法家主张治国不能用仁义，都是 失之于偏。所以唐代的学者赵蕤，在他所著的《长短经·政体》篇中，对于严刑罚， 曾引孔子的话，作了这样的评议：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

故三军大败，不可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

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

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

何刚？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 因谓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

商、韩见其如此，因日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

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

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

故仲长子曰：或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

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

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 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

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二。”

赵蕤所引用孔子及各家的话，对于王道政治中，刑罚与仁义道德的关系，相辅 相成的功能，体用本末的作用，实在可以视为孟子这里“省刑罚”三个字的阐扬。

也是王道精神并不排斥刑罚，以仁义为本，以刑罚为用，而辅仁义教化之不足的最 好说明。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孟子动辄称仁义。但是对梁惠王说仁政，只说“省” 刑罚，而不说“去”刑罚的原因。所谓“治国不须刑罚”，那只是秦汉以后腐儒们 的迁阔之见。

孟子指出仁政的第二个措施，是“薄税敛”，减轻国家的经常税赋，减轻公府 的公费、规费和临时的稽征。像秦始皇造阿房宫、宋徽宗之造艮岳，征用民财，就 是敛，征用民力，就夺时。老百姓这一些额外的负担和经常的税赋，都要减轻，否 则的话，征敛太多太重，则等于杀鸡取卵。弄到民穷财尽，路有饿莩，则无从征敛。

能够薄税敛，则藏富于民，国家自然富足，国库自然充裕。现代的名词，所谓“培 养税源”，也就是薄税敛的道理。

仁政的第三个重要措施，孟子提出“深耕易耨”四个字。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两 件事。“深耕”就是将泥土耕得更深一些。如此使植物吸收更多养分，成长得更好。

“易耨”，耨就是江南一带所谓的耘田，又叫作芟草。秧苗插下去以后，过一段时 间--大多在谷雨之后，要把秧苗四周长的杂草除去，以免消耗浪费了土地中的养 分，使秧苗长得更好。在台湾，我们常在季春时节，看到农民跪在水田里，两手在 地上划圈圈一样，把秧苗四周的杂草压到土里，不但却除了杂草之害，这些杂草又 可腐化成有益的肥料，这就是耨。而所谓“易耨”，应该包涵了轮作的意思。同一 块土地每年种同样的庄稼，会长得不好；如果轮换一下，今年种稻，明年种菜，那 么两种植物都会长得比较好，这是古人早有的常识。农业方面是有许多技术的，这 里因为古代文学的精简，只用四个字来代表农技。所谓“不夺农时”，用现代的语 言来说，就是要教老百姓把握时空、勤于耕种，改良农业技术来增加生产。

综合以上三点，王道政治的重点，第一是法治，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孟 子说在法治上做到了省刑罚，财政上做到了薄税敛，农业建设上做到了增加生产， 便可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

在少年人、青年人空闲的时候--正如《论语》中孔子说的“使民以时”-- 在最适当的时间，也就是前面所说“不夺时”，不在农忙时耽误耕作的空闲时间， 教化少壮青年，具有孝、悌、忠、信的修养与行为。在个人的品德上，对父母尊长， 能够善尽孝道；对兄弟姊妹，同辈朋友，能发挥友爱的精神；对人对事，能殚智竭 虑，做得最适当，能够言而有信，不虚伪诈欺。人人如能如此知耻，自立自强，在 家的时候，这样孝友父兄，到了社会上，能以这种品德待人处世，那么就形成了孝、 涕、忠、信的大家庭。各个家庭如此，便成了孝、涕、忠、信的社会。扩而充之， 就是孝、悌、忠、信的国家。

到了这个时候，不必拿兵器去作战杀人，在文化战、政治战上，就已经打了一 个大胜仗。如果必要打仗时，你纵然教老百姓拿了木棍，去挞伐秦国、楚国这些具 备坚甲利兵的国家，他们也会勇敢地涌上前去。

孟子告诉了梁惠王施仁政的作法之后，又返过来，从另一面分析当时邻国敌国 的国情，告诉梁惠王说：“现在他们这些国家，都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乱用民力。

不问农忙不农忙，说打仗就随时征调老百姓去打仗，使老百姓不能耕田生产，无法 过农业社会的安定生活，弄得人人家园破产，上不能奉养他们的父母，致使他们的 父母也冻死饿死。强迫出征，和兄弟妻子就因此而离散。像这样，等于把自己的百 姓扔到水里淹死，推进深坑泥淖活活埋了。”

这种征役之苦，后世在唐代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等诗中，有详细的 刻画，这是大家都能熟诵的。在明末，一名进士杨士聪的凶年四吟中，也有深刻的 写照，其中两首写道：

这两首诗的文艺境界如何，且不去讨论，但说得是相当沉痛的，例如：“谈笑 借汝头，聊以充斩馘。”是说借用老百姓的脑袋，造成自己的功绩，等于满清时代 所说的，大人的顶子，是血染红了的（隐喻清朝大官们的红缨帽）。其余如“横尸 陈道衢，端为鸟鸢设。”这就是穷兵黩武的结果，一副悲惨世界的画面。如今百余 年来，我中华民族即经常在此浩劫的笼罩下，国家多难，人民不幸，实令人不胜慨 叹！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一位五代朱梁时诗人杜苟鹤，也有两首诗感慨这种“陷溺其 民”的暴政所造成的社会状况。他在赠朋友张秋浦的诗中写道：

把“夺其民时”的情形，写得入木三分。又在一首题为《旅泊遇郡中乱》的诗中写着：

孟子早已说过，你这些拼命扩张武力的邻国，把社会弄成这个样子，陷溺其民。

如果你实施了仁政，法治上了轨道，财政经济充裕，国民教育水准提高了，人人自 立自强，然后再去征伐邻国，自然就天下无敌了。所谓“仁者无敌”，不要对仁义 治国的最高原则怀疑，不要犹豫，走向仁义的大道吧！

“仁政”--这个孟子的主张，在现代也还得细细地看的，如果能够施行“仁 政”，使人人明白国耻，心情也没达到国强民富，则自然是“仁者无敌”，最后必 能致胜的。

孟子和梁惠王，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到这里告一段落。从他们两人数次的谈话 中，可以知道，孟子是始终奉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学说思想，推行仁 义，讲求仁政，期望天下太平，人民的日子过得好。对于当时那些策士，所谓纵横 家、谋略家等游说之士，如苏秦者流，为求取功名富贵，讨好君主们扩充权力的心 理而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一套主张，他不是不知道的，而是知而不为，不愿那样去做。www.zhlz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