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治水到现在，每次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时，公众总是消极等待政府的救援。”一位学者说。但贵阳大雪中的“绿丝带”开辟了一个新模式——“中等收入者群体”自发结合，承担了抗灾任务。
大雪中的绿丝带
2016年1月30日下午，贵阳妇幼保健院门外。一对年轻的夫妇正焦急地等车回家，可是没有一部出租车愿意做他们的生意。
百年罕见的大雪已封锁贵阳多日。1月27日，这个城市有140多条公交线路因凝冻严重而停运。
寒冷中，这对夫妇已经等待了3个小时。然而丈夫又不愿让妻子和仅出生刚四天的儿子去挤公交，因为他们住在郊区，没有公交可以直达。
一辆挂着绿丝带的“菲亚特”停在了他们面前。“我可以捎你们一程。”司机说。而一头雾水的夫妇俩有些迟疑：“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帮助我们？”
上车后，听说这一家人住在远郊，车主犯了愁：9个月大的儿子还在等着自己接到医院看病，怎么办？
他拨通交通台的热线，留下了自己的提议：由他送到距乘客家一半路程的紫林庵，再请别的“绿丝带”车主接着送往终点。
另一位车主很快把电话打进了直播间，表示自己可以来完成这个“接力”。
夫妇俩顺利到家了。他们给孩子取名“保民”。几天后，他们才得知了那两位司机的名字：彭霓、安进。彭霓和安进都是参加“绿丝带市民互助活动”的志愿者。这是由贵阳交通广播电台号召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它来源于贵阳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吴槟一个不经意的想法——出行如此困难，尤其很多老年人在外都摔成了骨折，为何不充分发挥电台作用，号召路上的私家车主，主动搭乘行动不便的人？
不少热心车主表示愿意参加，电台决定用在倒车镜上悬挂绿丝带作为此次活动的标志。
此时凝冻对这块土地的摧残也达到了最高峰——贵州省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6年1月30日，恶劣天气已持续20天，全省1790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4人。
“绿丝带”开始与天气抗争。截至2月5日，累计共发出绿丝带3万余条，受益人数上万人次，同一天，新华社报道说，参与到贵阳“绿丝带”活动中的私家车为5000辆。由于发放了大量绿丝带，贵阳市各大批发市场绿丝带竟相继断货。
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原来只是请车主们“顺道捎别人一程”的行动，扩展成为包括慰问抗灾一线、救助困难户等内容的爱心大行动。就算是策划号召这场行动的吴槟，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公益活动
“绿丝带这样大规模的公益活动是非常罕见的。”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周晓虹说。在中国历史上，抗灾一向是“强政府，弱社会”，“从大禹治水到现在，每次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公众总是消极等待政府的救援。”
在“绿丝带”活动发起的同时，广州《新营销》杂志副主编梁树新也正琢磨着为广州火车站的滞留旅客做点什么。他致电天涯社区的执行总编宋铮，双方一拍即合。
1月29日，天涯社区头条挂出了梁树新等人发起的“融雪行动”倡议书。活动发起后，很多企业和个人都纷纷要求前来捐赠，“因我们活动而捐赠的物资估计有500万左右。”虽然如此，谈到“融雪行动”，梁树新还是觉得非常遗憾。
“说实话，经过这次活动，我才体会到在中国做公益事业有多困难，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有‘爱心’，就能把‘爱心’送出去。”活动中，丽华快餐广州有限公司提出可以为滞留旅客免费赠送一万份快餐，为此，丽华快餐专门找广州火车站、广州春运指挥办公室以及广州市民政局进行协调，但有的部门要不就是说本部门不负责这项工作，要不就干脆拒绝。
“这不是我们不支持民间奉献爱心，而是当时广州火车站聚集了那么多人，如果因这些快餐的质量安全，或因为派发这些快餐而引起混乱，要知道十几万人的聚集地，出一点岔子就不是死一两个人的问题！”广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陈云嫦回忆当时场景，仍忍不住抽泣起来，“我们民政局就算要发什么物资，也不能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这个是有全局调动安排的。”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贺利平认为，一个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社会需要政府，但决不会在一切事情上依赖政府。“传统的应急救助方式，得依靠政府正确的判断和积极应对。政府有可能在判断上是滞后的，如果灾害来临，一切都等政府研究分析完毕，递交报告走完所有的正式程序才启动救灾工作，那么很可能等到政府采取行动时，已有很多人因灾丢掉了性命。”
在西方，一般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无论是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1999年台湾大地震还是2016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甚至多年后帮助灾区重建家园的也是民间力量为主。
而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周晓虹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一部分国民已变得富裕起来了，这部分人是属于介于社会精英与社会下层的中间阶层，在中国，官方话语又称为“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些人在富起来的同时，一是形成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二是学会了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参与公共事务，为稳定社会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周晓虹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而地处贵州省会府的贵阳，之所以能发起“绿丝带”这一中国空前的民间公益活动，在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熊竹沅看来，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地方的经济发展，历来都是跟地理区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两个因素息息相关。“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等有利因素，中央一向都对这些地区给予政策扶持，并在经济上还给予优厚的资金支持。”熊竹沅说。
“而对于一个一不靠海、二不靠江、三不面临边境、四不靠着发达省份的地区，如果你是中央，你会优先照顾谁？”熊竹沅说，“正因为这样的特殊省情，因此地方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种情况也反向培养了贵州人不会过度依赖政府扶助，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社会学上，有一个大城市匿名性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提出的。”南京大学教授朱力解释说，匿名性是指，在大城市一墙之隔却不知姓甚名谁。市民之间空间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这往往会导致市民把自己封闭起来，像小农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可是小城市就不一样了，朱力认为，相比北京、上海和广州，贵阳流动人口不多，“越是熟人多的社区，它的民风越淳朴，它的互助性也越强，这在社会学上是做过相关实验来论证的。”
熊教授也称，贵阳中心城区到四周郊区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0公里，而这20公里却是繁荣与落后、富裕与贫瘠共存的“拉美现象”的中国版。
贵阳的中产阶层只要开车半小时到农村或城乡接合部等地方，就能体会到和他们生活方式天壤之别的贫困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更了解这里真正的社会基础。所以当这些地方的人面临灾难，生活可能困难到什么程度，他们一清二楚，这也更加刺激了他们对低层生活的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
唐山十三人小组：农民式赈灾
□讲述人：宋志永
□本报记者 李君 采访整理
百年不遇的特大冰雪灾害，须臾间摧毁了几十年来建立起的郴州电网。冰灾之后，全国范围内，共有1万多人被调集增援郴州电网重建。
去年农历大年三十，河北唐山玉田县东八里铺村13位农民，在35岁的宋志永带领下，从老家出发，义务前往湖南郴州一线抗灾，历时16天。去时一路冰雪泥泞，回时已天下相闻。
就想出把力
我们这拨人关系不错，一个村的。农村人，朴实。其他地方受灾了，捐点钱，很自然；有点难，帮。大家有这个基础，只不过没人挑头。
救灾，其实心里难受，以前每次有灾，都会捐点钱。但这次不同，灾情严重，时间还是大过年，没水没电，关系到了每个人的生活。我本来打算捐钱，但一看，那里都是山区，运线运料都靠肩背人走，是体力活；再说，以前唐山受灾，大家都来帮过忙，灾区人讲究个报恩，许多事情凑在一起，就想着过去一趟。
要问如果不是我说我出全程经费，大家还会去吗？事情不能这样假设，我们都已经做完了。要说，当时从我和他们提起到出发，也不过七八个小时。我说你们条件也不怎么好，可以出点力，主要是当天除夕，不然更顺利。去的人中有两个还欠别人钱，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合理搭配。
为什么是13个人？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那小村，劳动力也就三十来人，还有想来的，我租的车小拉不了啊。17座的车，租一天650元，放上工具行李，只能坐这么多。
关于介绍信，是我当时考虑到灾区的紧张情况，自己写了份，出发前到大队盖了个章。你贸然去，人家可能不相信你，还有你的安全保障，另外救灾物资要是丢了呢？要有身份，所以写了介绍信。
小车上“农民抗灾小分队”的红字，也是我临出发时贴的。一路上有了这行字，不收过桥过路费。从老家到郴州，一共只交了60元，要不然1000多啊。大过年的，上第一线，大家都挺通融。
初一下午到了长沙，我们找到救灾指挥部一问，一位处长说长沙已经没有灾情了，好心让我们回去。我们心想不是吧，问别人哪里灾情最重，就这样在初二到了郴州。
到郴州后我打了个车到电业局，想问哪里要架线，正好碰到开会。我混在后面，听到一位肖总(音)说郴州现在参加救灾的有一百多官兵，但一线还缺一到二千人，我一听，有戏。
会开完我直接到会议桌边，我说肖总，你说缺人，我们13个人从唐山过来不计报酬，只想实实在在出把力。肖总很惊讶，然后说，行！就安排了我们。介绍信也没用上。
农民式赈灾
我们最开始住在一个小旅馆，那时候还没有电。平时负责运输，调配材料，清理高压线之类。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每天身上都是雪啊泥啊，膝盖以下全是湿的，袜子能拧出水来，开始都累傻了，每天澡都不敢洗。
但是得咬着牙干，害怕别人看笑话。我们去，不定能干多少天，能干一天就干好了，要不然不如回家。前前后后，我们也算跑了二十来个工地，大小铁塔也搭了七八个。到后来，我们成了一个游击队、先锋队，哪里困难、棘手，我们就去哪里。
到初六，前两天我们修的两条线通上电了，便去了宜章县，那里离郴州还有60公里，远嘛，我们有车。
刚开始没有媒体，还能好好干活。说实话干得和大家都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后来到正月十二我们就想回来了。媒体太多，无法正常工作。他们要拍，也是他们的工作，我们也要配合吧？
但一起干活的人多了，人家干的活也不少，兄弟单位看着，媒体光拍我们，他们会是什么想法，有抵触情绪怎么办？我们怎么说也不能影响大家。正月十一我就和大家商量，想第二天就回家。
但后来中央媒体来了，说我们不能走，说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不是我们自己想走不想走的问题了。但要说报道，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去干活的，不是添麻烦去的，也就是短短的十多天，要珍惜。
我说要清楚自己最开始为什么要来这里，做事要和初衷做到一起。
那天文联来慰问演出，我们没去，当时有架线任务，但走到半路上被召回来了。文联的领导亲自打电话，说无论如何必须到现场。因为那天有红十字会捐赠棉袄，要我们上台去领。我们理解，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我想一来是路途比较远，而且我们大年三十赶过去；二是没有丢脸，那边饮食太辣不习惯，我们有时就买火腿、面包充饥。这么多天，车子一共跑了七千多公里，我们没有免费加工地的一次油，我想咱们只要有钱，就不能张这个嘴。
大家可能认为因为农民的身份，才这么关注？这个不好说，我们本身是农民，也是在农村老家一起组织出来的。但应该说，大家都是人，只有职位不同。可能有人要上班，时间上不允许，只能变个方式捐钱捐物之类。也许我们做的，在以前没有先例。
刚开始路近，大家回电力宾馆吃饭，那么多人，我们等着让大家先吃，我们晚一点，有时一等就是一个小时，中间就给大家收拾桌子，端端面条什么的；最开始到之后，我们到火车站清雪，帮环卫清倒树；有时候一处收工了，我们就到别处去做。
我想，既然来了，就要给郴州人留下好印象，让人给唐山人一个好评价，这是做出来的，不是光凭嘴说出来的。
2月20日我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唐山市委宣传部部长来看我们，我头天晚上写的。那时候，哪天不是晚上一两点才能睡觉？要说为什么有入党的愿望，其实以前也写过好几次，没有交，觉得自己达不到标准。现在算是经受住了考验，提出要求也不算过分，积极向上靠拢。
放大式效应
这次出门，一共花了三万多元。临走时，郴州人给我们也捐了三万多元，连钱带物差不多有五万，为什么我们都捐了回去？如果留在兜里，虽然你是农民，虽然是自发的，能有这种效应么？咱们是用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获得的评价。
为什么临走的时候，上千郴州人自发来送我们？老人拿着鸡蛋、水果、食品，太多了，把车都塞满了。大姨们把我们搂着，想走也走不了，说郴州人民感谢你们。
郴州给我们做荣誉市民，两边的市委书记、市长都有接见，给了我们很大的荣誉。要说你们媒体的力量真是大，把一个小面人变成了小金人。
我们几个虽然热血沸腾去的，但说实话做的事情不多，很渺小。这么大的抗灾，13个人，太渺小了。
刚去时，没有想这么多，是怀着自己的心情，没有大局感，没有想到后来有这样的效应。当时出发时，特别着急走，只是想那里受灾十多天了，一线工人们也干了十多天，我们自己过年会想什么，在家过年吗？那他们在想什么呢？但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所以想问题多用几个角度，多站在别人位置，就平衡了。
有没有人不理解？有啊。正月十五在郴州过元宵，有个长沙记者说网上认为你们在作秀，问我们怎么看。我说不会生气，相反高兴。任何事情都有善和恶的一面，光有善没有恶肯定不行。有了善和恶，整体上就平衡，才能经得起分析和考验。
当时有个记者说得很好，他说要是全国人民都来作秀了，我们也就用不着作秀了。
昨天(2月25日)下午才到家，今天早上8点多就要到中央电视台录节目，也算是工作需要。市、县领导都要求我们积极配合媒体，说这不光是你们的事情了，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我想即使是朋友的事，也得办，还不用说是安排的。
今天做节目，主持人问值得么？我只说了一句话：有人吃一个馒头，就觉得很充实；有人吃一片肉，还觉得没意思。高与低，好与坏，分析不都在自己？
我的语言和说法，突破了人们对农民形象的认识？应该说，农民这两个字有很大概括性，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同以往了。
前些年我在外做生意，和人承包招待所，每年也能挣上六七万，三年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算挣了点钱，能做点事的时候，就做上一点。要说虽然现在媒体报道这么热闹，很快也就消散了，但我还是一个农民，还是我自己，以后还得重新挣钱、生活。
要是今年没出去，在村子里，就个热闹劲儿：吃饭、请客、串门，十五之前谁也不干活。有一个年不在家过，不会有什么问题。一生中回想起来，还算有这么一件事能让自己感动。
我已经一年多不喝酒了，这一次心情不一样，破了回例。大脑里的弦绷久了，带这么多人出去，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不是给政府、电力部门添麻烦，帮倒忙么？昨天到家后，我喝多了，醉一回也充实。
天天励志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