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副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元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内地学生：“理所当然”的行贿
2016年9月，陈静从武汉来到香港，进入香港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人生轨迹一路顺遂，这次飞跃更是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
“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停上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No.1’。”陈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一个论坛上回忆。
初来香港的兴奋劲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这位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12月，陈静迎来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将在12月16日考试。这是博士生两门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而12月16日的考试也证明了这一点，4道题目不少人都只会做其中1道。
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就是失去助学金。在城大，这笔研究生助学金大约是每月港币1.2万元，但学生的学术表现必须符合校方要求的平均积点。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有学生算了一笔账：学费3500元，住宿费2000元，生活费20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开销，每人每月在香港的花销都在8000元以上，女孩子更多一些。
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她除了要服刑外，极有可能按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履历也将被记上抹不去的污点。
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犯本案。”
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写答案。
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本，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的廉署人员拘捕。
先汇钱、再等着收货……从整个过程看，陈静是非常熟稔行贿的这套程序的。
城大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5～2016年度该校共有481名非本地生，当中252人为研究生。多名城大教授表示，没有听说过有学生用钱贿赂教师，城大也没有这种风气，相信只是个别事件。但这一案件也对来港者熟悉和遵守香港的法律和社会规则带来警示。
香港教授：“别无选择”的举报
“有报纸说我在‘是非漩涡中’，实不知‘非’在何处。”戴晖辉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而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授都会做同样处理。”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是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若认同这一前提，我所做的，就是再正常不过。”
戴晖辉认为，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但老师没有处理犯罪的权利，那是执法者的责任。而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依照某些人的观点，我应该去犯罪来掩盖另一罪行，就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因为犯罪者是个匿名学生，就值得吗？”
“我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行贿对象。”戴晖辉表示，作为内地学生，有可能受到法律差异、学术氛围差别等方面的影响，在内地大学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学校内部通报、处分等，但身在香港，就应该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
针对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面对这种质疑，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表示：“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来香港中文大学七八年，听到的高校腐败案不多，有几起都发生在老师房屋补助的问题上，之前规定这一补助不能用来租用自己或亲属的房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才无此限制了。我们学校最近刚有一个学院副院长被举报，他早年拿房屋补助租用的房子，名义上是别人买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的社会规则，涉及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一旦涉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副院长，他原本在香港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一旦被判刑，不但名誉受损，而且会被取消教职，同时会被取消丰厚的退休金。”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解释，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负有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之责。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老师也有可能管不好，在香港这样的法制社会，弄不好还会让自己离犯罪越来越近。
在香港廉政公署网页上，出现最新一辑宣传广告：“举报贪污、不吐不快”，因为“知道如不讲出来，只会令贪污势力不断膨胀”。据悉，廉署会不断推出新广告，在媒体上、社区中滚动宣传，由此形成的反腐意识也是戴晖辉近乎“条件反射”般举报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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