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满天下的话剧导演，讲述阅读带给戏剧的影响
「书房主人」
王贵，原名王贵学，1932年出生于河北蠡县，1945年参加八路军，被分到文工团，自此开始自己的戏剧生涯，1958年进入空政话剧团，前期做演员，后期做导演，代表作品有：《周郎拜帅》、《陈毅出山》、《荒原与人》、《WM》等，正在写作自传体回忆录《戏海识贝》。王贵也是桃李满天下的学者，演员李雪健、濮存昕、导演胡雪桦等都是他的学生。
「书房设计」
王贵三个不大的书橱里放满了各种门类的书，从戏剧理论到世界名著，从史书经文到野史小说，甚至还有电脑教程，“我现在用电脑写作，看看这些教程才知道怎么用。”王贵说自己喜欢猎奇，希望通过看书来涉猎一些自己不了解的生活、领域。所以他看王朔，也看三毛的书，最近在看的是余华的《兄弟》，“写得挺好的，就是比较残酷。”
王贵说自己喜欢猎奇，希望通过看书来涉猎一些自己不了解的生活、领域,所以他看王朔，也看三毛的书，最近在看的是余华的《兄弟》。
王贵的书房里最多的是和戏剧相关的书籍。
这是一本让王贵形影不离的专业书籍。
一本书形影不离
在王贵的书橱里有一本书很显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绿色的封皮，书页已经泛黄了，但是平平整整，保存得很好。这是王贵看得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从年轻时就喜欢看的书。“我十三岁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就被分到文工团，后来叫宣传队，我从小就喜欢演戏，那时候什么都演。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听说了有个俄罗斯人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有个表演体系是万能法宝，我就想看看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兵的日子很穷，根本买不起书，“那会儿刚解放，父母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我。找到我之后，知道我在新疆当兵，天气很冷，就买了粗毛衣给我寄过来。为了筹钱买书，我把毛衣都给卖了。后来我从新疆赶到西安，晚上打着手电看书，像斯坦尼早期的几本书，《演员的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等等，那时都与我形影不离。”
斯坦尼的书里有很多理论，这对于连小学都没毕业的王贵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看，却怎么也看不懂，反而还看出毛病来了。“以前分配到一个角色，上台演出来就行了。斯坦尼搞了很多的元素———后来才知道元素论是斯坦尼体系的基本知识———可是当时不懂。看了一些书，就自己监督自己，上台之后满脑子都是这些理论啊知识啊，反而不会演戏了。”
一副对联入戏道
王贵一直说自己不是个坐下来读书的人，因为与专业的戏剧理论方面的书相比，他更多地是从与朋友的闲聊和各种故事中得到启示。王贵说在戏剧方面给他启发最大的是一副对联：神人装，鬼人装，装神鬼，人演人看；车步行，马步行，三五步，四海九州。“六十年代末，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戏楼的两根门柱上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后来我给加了一个横批，假中见真，这便是一篇戏剧宏论呐！”王贵一直称这副对联为“戏神的启示”，因为它精确地概括了戏剧的假定性、虚实关系和戏剧的民族化，“得到这副对联后，我一下子开窍了，我觉得我入了戏道了！”
入了戏道的王贵对现今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学方式不以为然，“他们的教学已经背离了斯坦尼体系，观念上也很保守。他们现在还让一些所谓评委坐在那里搞什么考试，其实真正有才华的演员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怎么会来接受你一年级的考试？”在王贵看来，中国现在的剧作家、大剧院、学院都应该改革观念，应该回到余秋雨所说的“戏剧永远是创造再创造”，应该越来越贴近生活、越来越贴近人的心灵，这样戏剧才有它的社会意义。“但是现在很多大的剧院、学院都感染了封建意识，自己占领了一个山头就惟我独尊。比如说人艺风格，这种写实主义的风格惟我独尊，已经成了阻碍戏剧发展的一个障碍。”
一个决定改变濮存昕的命运
虽然博览群书，但是王贵的读书之道却有些“实用主义”，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要用到什么，才会去找来看。”而那些没用的书也被他用各种方法处理掉了。当年为了排《周郎拜帅》，王贵到处去找原始的材料，专门买来《三国志》和《史记》，查阅与剧情有关的记载，还请教了一个研究三国的教授，请他讲述当时的社会风俗、帝王将相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王贵还能清楚地背诵出《三国志》中对周瑜的描述：“瑜年少有才貌，与周郎交往，如饮佳酿，不觉自醉。”为了让演员的形象更贴近史实，王贵甚至研究过汉相砖和汉相石上对汉将的描绘，并买来几本小册子让演员自己去研究、体会。“这部戏的演出手法很新颖，因为戏中借鉴了很多昆曲和日本能乐的表演方法，创造出一种既像昆曲道白，又不完全像的说话方式，抑扬顿挫，拖长腔，有戏剧家称这部戏是戏剧史上的一次革命。”当时扮演周郎的便是濮存昕，“一开始小濮他们都不能接受这种说话的方式，我比较霸道，我说你们必须按照这种方法来演戏，达到这种规格你就演，否则我就换人。结果演出来之后效果非常好，观众都能接受。”
当时适逢蓝天野要排《秦皇父子》，到处都找不到演“子”的演员，看了《周郎拜帅》蓝天野当即便相中了濮存昕，找王贵“借人”。王贵欣然同意：“部队的空间毕竟有限，濮存昕是个不错的演员，如果能到人艺去，他的发展空间会更大。”直到现在，濮存昕还对王贵当年对蓝天野说的“我们共同来培养他”感激不已。
一部戏成导演生涯绝唱
王贵的书房里除了“应用书籍”最多，其次多的恐怕就是话剧剧本了。不久前，李龙云还带着他的《天朝上邦》三部曲拜访王贵，这便成了他近日的读物。而在他保留的老剧本中，也有自己的代表作，比如他的最后一部话剧作品《WM》，说起这部戏，王贵感慨万千。
“我认为《WM》是一部好戏，它反映了文革时中国三亿知青的命运。整出戏围绕知青下乡、回城的经历展开。原来打算叫‘我们’，后来觉得‘我们’没头没尾的不合适，就改成了‘WM’，这不仅是‘我们’的拼音缩写，还代表着两个倒立直立的人，象征着人的倒置和复归。”但是1985年戏刚排出来不久，空政勒令停演，理由是戏里的某些情节有诬蔑知青的嫌疑，还下令任何人不许参加王贵的“野班子”，否则就开除军籍。尽管阻力重重，在一些戏剧界朋友的支持下，《WM》还是上演了。从民族宫剧场开始，演遍了北京的几大剧院。“当时话剧市场已经开始没落了，但是这出戏口碑很好，很快传遍了北京城。两块钱一张票，每个人限买两张，买票的观众从剧院门口一直排了两三百米。”在北京演了二十三场之后，在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沙叶新的登门邀请下，《WM》又去上海演了四十多场。然而尽管得到了曹禺、黄佐临等戏剧大家的支持，《WM》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禁的命运。1987年，55岁的王贵被迫退休，从此再也没有导过一部戏，“就像一架飞机，跑道被破坏了，我还怎么飞呢？”时隔二十年，王贵对这件陈年公案早已释怀，但提起这件事还是会隐隐流露出遗憾，“这部戏的剧本我会永远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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