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著名节目主持人。
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入门弟子；25岁，即被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聘上讲台；与鲁迅交往密切，他写的《鲁迅评传》一直被公认为是最懂得鲁迅的评传；抗战时成为著名战地记者，蒋经国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1950年只身赴港从事自由写作，成为海外华人的一面文字旗帜；1956年起，曹聚仁为国共和谈之事频频北行，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邀其“畅谈”，商讨两岸和平统一事宜；1972年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称他为“爱国人士”，并为其亲拟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曹聚仁一生留下80余种著作，4000万言的文字，难怪连李敖都承认“曹聚仁先生的创作字数比我还多”。
一个为国牺牲太多的人，家人难免要为他牺牲很多。1950年，曹聚仁去香港时，曹景行才3岁，虽然父亲以后频频北上，但和家人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直到1972年，父亲即将辞世，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曹景行从安徽乡下返回上海，和姐姐曹雷一起赶往澳门，却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因此，曹景行在《〈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每当朋友说我在香港新闻界打工是‘继承父业’时，我难免肚中一番苦笑。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
曹景行1947年出生在上海，1968年下乡在皖南山区插队，1978年与妻子一起考入复旦大学，学历史四年后，曹景行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年逾四十，他又到香港应聘做《亚洲周刊》撰述员，1994年成为副总编，兼任《明报》主笔。50岁，曹景行出任香港传讯电视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1998年加盟凤凰卫视，主持“口述历史”和“景行长安街”。2016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
曹景行比曹聚仁晚成名，但他比父亲的运气好，30岁之后凡事顺利。现在，年已花甲的曹景行仍精力充沛，早上起床，眼睛盯着电视新闻，耳朵听着电台广播，手上翻着当天的七八份报纸。陈鲁豫曾在书中揭幕：“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刊出现在公司。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多份报刊，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凤凰的同事们私下称曹景行是“影帝”（影印之帝）。他自称把吃饭睡觉的时间扣除，就是工作。每天他到办公室去上班，先给自己冲杯茶，刚开始，茶杯里三四个茶包，每加一次水他就给自己加一个茶包，到下午下班时间，他的茶杯里已经加过七八个茶包了。
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晚上，曹景行在深圳中心书城为自己的新书《香港十年》做完发布会，在ILLY咖啡馆，他给自己要的是双份的espresso，然后一大杯冰水……记者忍不住好奇，也要了一份espresso，学曹老师的样子不加奶不加糖，尝了一小口，苦不堪言，然后喝一口冰水，感觉到咖啡的香冒上舌尖……他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用三个月学会了讲粤语，去旅游也早上5点起床。
现在去看，还是很少看到像我母亲那样的女性
记者：曹聚仁先生去香港的时候您还很小，他回来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您觉得遗憾吗？
曹景行：父亲就是父亲，因为不生活在一起，没什么直接的感受，那个时候也没得选择，没有第二种可能性，所以，也无所谓遗憾。我读高中以后，父亲给母亲写信的时候也会给我写几句话。我后来读父亲的文字就是对作品与作家的解读，没有非从“他是我父亲”这个角度去理解，也没有丝毫骄傲。
记者：您觉得一个家庭的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在人生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可以谈谈您的母亲吗？
曹景行：很难说家庭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在人生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不能一概而论，大历史大环境很多时候决定了小人生，我要是早生五年或者晚生五年，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哥哥的人生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自己从来没有世家子弟的感觉，甚至比人家还困难，因为有海外关系，更麻烦。我母亲为了家庭几乎什么都放弃了，父亲去了香港之后，母亲要打理一个大家庭，赡养我奶奶我外公外婆等，全靠她。我们从小受母亲的直接教育，她很正直，也很柔韧，文革那样的环境，她都能挺下来。后来，80年代后，大陆能出版父亲的文字了，我母亲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母亲很善于安排家计，很能干，也很愿意牺牲，现在去看，还是很少看到像我母亲那样的女性。
记者：姐姐曹雷教会您一些什么？
曹景行：我姐姐比我大10岁，她17岁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习，同学里有祝希娟，学生里有余秋雨。她自己也首先是演员，后来才做配音演员与译制导演……她对我的影响就是普通话吧，我的普通话以及我对电影的爱好，都可说是直接受了我姐的影响。
记者：在安徽农场是您最艰难的十年吗？
曹景行：也谈不上艰难，现在去想，还是觉得笑比不笑的时候多。虽然很累，但是也很热闹，大家一起砍柴，一起做工，很快乐的。做工之后，我会找书来读，尤其是放年假的时候，大家都走了，我留下来守护连队，一个年假可以读很多书，我那时候重新读《红楼梦》《水浒传》《二十四史》《聊斋》以及马列等等。
记者：在安徽农场，有没有想过那是父亲做战地记者的地方？后来去父亲教过书的暨南大学做客座教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曹景行：我当年给妈妈的信里提到过，但妈妈在信里讲做农民不错。她本身是农民出身，我们家两代以前也是农民，对她来说，我去做农民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她还希望我做好一个农民。后来我去暨南大学当然很高兴，暨大对我父亲来说很重要，他们的校史里用了很多我父亲的回忆文字，他们通过我父亲的关系找到了很多当年的校友。暨大很有包容心，很感谢他们能请一个25岁的中专生——我父亲曹聚仁做教授，又让我这个本科生去给他们做讲座。
记者：十年的知青生活教会您一些什么？
曹景行：知青生活教会我吃苦，把苦都吃遍，后来就没有苦了。我从上海下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要跟他们学习插秧学习犁田，但是，半年之后，我就能扛100斤一袋的水泥跟一二百人一起一步步走六个小时上山，200斤的米包我也能背得起。知青生活还教会我跳出上海来看中国。
记者：回望高考30年有什么感受？
曹景行：当时就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突然给了我一个机会，有机会就试一下吧，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30岁了，不到3%的录取率，我跟妻子一起考，都考进了复旦，都31岁，于是，带着两岁的孩子和妻子一起回上海读书。
记者：当时怎么想去考历史呢？
曹景行：我们那个时候历史很热门。我对文科向来很感兴趣，所以，就考历史了。到了大学，觉得学习的机会难得，除了历史，我另外选修了世界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课程。以前，白天要干农活，晚上才能读书，到大学了，白天不用干活，整天都读书，又拿着农场的工资，多好啊，那就好好学习吧。
人生，不快乐，做什么？
记者：怎么会40岁了还转行做媒体？到《亚洲周刊》做些什么工作呢？
曹景行：在《亚洲周刊》是去打一份工，当时，内地的学历得不到香港的承认，很多内地的教授到香港找不到工作，我没精力再去读书，也没天分经商，无意间去应聘媒体。在《亚洲周刊》做WRITING，看英文，再用中文整理成文。从经济研究员入行媒体有很好的优势，尤其在《亚洲周刊》这样大格局的媒体，掌握经济规律，有助于理解新闻、报道新闻，其实，新闻只是一个空的书架，有历史的基础与经济学的基础，才能更饱满，比如说，香港回归，离开历史离开经济就无话可谈。
记者：在凤凰台的十年又使您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您刚刚无意中说“人生，不快乐，做什么？”这是您的座右铭吗？
曹景行：在凤凰台的十年使我回到了内地，被内地的观众所接受，并被内地的大学聘为老师。是，“人生，不快乐，做什么？”是我的座右铭。凡事都有两种态度，积极和消极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经过了文革，经过了知青下乡，好不容易才等到大学向我们敞开，后来又经历很多事情，就更觉得人生应该快乐应该积极，不快乐，做什么？
记者：香港回归十年之后有些什么变与不变？您的《香港十年》里特别提到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回归后的新移民有什么变化？
曹景行：十年之前，香港回归的日子，我们作为新闻人总有些担心，担心回归能否顺利进行。那两天香港有8000个记者，其实都是来看出事的，我们自己也担心出事。1997年7月1日晚上平静地回归，这比较意外，西方媒体同行很失望，那天下雨，雨后天气好转，也带来一种情绪上的好开端。十年过去了，香港从外貌上看没什么变化，多了些高楼。但香港人的心理状态在改变，消除了十年前的政治障碍，人心的障碍也消除了，香港人说他们要面向世界，胸怀祖国。
前些天，香港的报纸有一个很小的消息，倪匡（卫斯理）回归之前，他从香港移民出去了，现在，他又搬回香港了。这实际上很能代表一部分香港人，在香港生活得很好的中产阶级，因为对回归没有信心，先移民，后来，慢慢发现回归之后的香港和他们心目中原来的香港没有变差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好了，于是，自己回来，或者他们的孩子回来。十年了，香港人心的回归就是最大的变化。
香港的新移民都在不断努力，不断改善自己的困境，香港是很让人发挥潜力的地方，香港政府为加快家庭团聚，增加了50万新移民，对生活条件差的新移民给予社会救济与福利照顾，但新移民的生活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新移民的下一代应该能生活得很好。
记者：在香港居住20年有什么感受？CEPA之后，香港的经济将会有哪些转变？
曹景行：在香港居住20年，我已是香港人，会说广东话，看问题的时候更多地从国际化现代化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去看，又能很好地置换环境，从香港看内地，从内地看香港，这都是香港对我的影响吧。CEPA已经签定很久了，给了香港人很多优惠，CEPA对香港人来说，是很多的有利因素，促进了香港和内地的融合。
记者：香港和内地哪些方面可互相切磋？
曹景行：这个问题太学术气，太抽象，内地那么大，13亿人，香港与之没有可比性。无论内地或者香港，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像曾荫权说的：打好这份工。
记者：去大学教书之后有什么感触？香港的大学和内地的大学有什么不同？
曹景行：去大学教书之后我发现我可以教书了，教书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现在，在清华大学我一个学期开一门《媒体镜头与战争》，全校本科生选修，一周一节课，我可以做好它，感觉很好。香港的大学是按国际化的教育模式，注重学生个人自主能力的发挥。内地的大学以老师教书为主，不注重发挥学生的个人能力，连住宿都要管，大学生都不能住在校外，像幼儿园似的。香港根本不会准备足够的宿舍。现在的学生有太多的可选择，结果不知道如何选，我们那时候无选择。
记者：可以简单列数一下影响您的十本书吗？您最近看的影碟是什么？
曹景行：十本书太少了，我反对这样的说法，我所读的每一本书都影响我。包括手头的这本《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名的大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他专门为媒体言论自由与老百姓的知情权而辩护，对抗政府的违法行为。最近看的碟是罗马尼亚的《加州梦》，非常精彩，我看完之后，感觉到中国的电影导演最好别再吹自己了，好好地学学人家吧。
记者：未来您有什么特别打算吗？对现在的青年人说点什么吧。
曹景行：未来，我很希望能好好地玩，在大学里教教书，最好是每年能去不同的大学教书，然后，在那个城市呆下来，上上课，安享晚年。青年人，好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吧，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意思是每个人最起码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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