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上旬，建国以来安徽省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安徽双轮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刘俊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宣城宣判。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刘俊卿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贪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此前的庭审中，刘俊卿对公诉人讯问其有多少子女时，向法庭供出了自己总共有7个子女，其中收养了一个女儿今年5岁，另外还和其情妇张某生了一个孩子。他还称：“我的大儿子今年28岁……我和张某还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叫刘×××”。而在刘俊卿案一开审时，法庭旁听席上便坐满了刘俊卿的亲友，其中不乏带着孩子长相较好的年轻女子在一旁抹眼泪。而在对刘俊卿指控中的13处房产中，大部分被刘俊卿用来提供给情妇居住，仅在合肥便有3处房产。
有人说，做官难，做个贪官更难。他们有别墅不敢居住；有儿子难以相认；有钱不敢乱花；遭偷不敢声张，被小姐勒索也是偷偷吃哑巴亏。这话虽然属“市井演义”，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贪官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的嗤之以鼻。其实，贪官作孽，生命无辜。私生子这个本不该来到世上的生命拥有被呵护的权利，除非司法部门查实证据上的需要，否则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打扰他们的生活。由于尴尬的身份，私生子的父母常常讳莫如深。但他们的存在对贪官来说，无疑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一旦“点火起爆”，大儿子属鸡，二儿子属狗，这些就会如竹筒倒豆子般和盘托出，随之而来的就是贪官父母的“灾难”了。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原副州长彭善文的非婚生孩子生了场大病，在住院期间身份暴露。有人向湖南省纪委进行了举报，彭善文的腐败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贪官生养私生子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贪官无意间中了情妇的圈套。情妇之所以愿意为贪官生子，就是考虑到有了私生子，就等于多了一个扣子，不仅可以扣住贪官其人，而且可以牵住他的心。二是贪官就是为逞能。生孩子最大的问题不是名份，而是将来的生活来源，“老子手里有的是钱，正愁着没处花呢！”三是贪官出于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需要，妻子不能生育或生育不如已愿，念叨着“多子多福”，梦想着自己这次也做回阿拉伯君主，为日后光宗耀祖多准备些“王储”。
有人说，包养情妇、生下私生子的贪官都是担任过不同岗位领导的官员，他们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法律政策了如指掌，既然捞足了钞票，为什么还要去碰这根“高压线”？这不是为自己留下一个祸根吗？要知道贪官不仅仅是利令智昏，而且飞扬跋扈，胆大妄为，他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有的则是想干就干、想生就生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糟粕。只要在违法乱纪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只要有了人生第一次的罪恶纪录，只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逾越“雷池”不被发现和问责，只要领导和同事知道佯装不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腐败分子就会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权与法律领地如入无人之境。贪官与情妇生养私生子不过是“一不留神”的小事，其主要心志还是用在了如何编织更为可靠安全的保护网，如何寻找更为牢固而遮天蔽日的“保护伞”，如何更加疯狂地敛财聚物，只要打造一身刀枪不入的“黄金甲”，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声势与他何干？
应当看到，贪官敢于生养私生子最大的底气是有恃无恐，刘俊卿的堕落和许多国企的“腐败老总”有着很多共性，但也有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除了自恃“功勋卓著”的经济能人到职高权重的政治新贵，一个重要的倚仗就是“上面有人”。“刘俊卿和领导关系好”、“领导器重刘俊卿”等传言在涡阳曾经妇孺皆知。对刘俊卿的敬畏，使当地群众都不敢“招惹”刘俊卿，尽管关于他的各种传言很多。缺少了监督的刘俊卿，一直风平浪静地做着“土皇帝”。直到2016年4月，有关部门在查处一起干部腐败大案时，连带出刘俊卿案。
令人欣慰的是，近日党中央专门研究部署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而重庆市拟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中有一条：公务员婚外生子的要给予开除处分，未婚生育子女的也要受警告处分。众所周知，制度是反腐的良方。但制度应当相互支撑，共同发生作用。只有严密的防控措施，辅之如天罗地网般纵横交错的监督耳目，才能遏制腐败于细微末节之处，这方面重庆市的尝试是有益的。果如是，屡屡见诸媒体的“腐败之最”就会大大减少。（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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