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法院１４日对监利县原县委书记杜在新受贿案作出终审裁定，决定维持荆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２万元，对其非法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杜在新的前任杨道洲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杨道洲在任监利县委书记期间曾被评为湖北省廉政标兵，在反腐倡廉大会上作了一万多字的报告。他说：“一想到监利的十万灾民，一想到监利落后的经济，一想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神经就一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贪图母亲钱财的理由！”
而2003年10月换届之前，杜在新曾在写给荆州市委的工作和思想总结上说：“我母亲74岁，前不久回家看她，她还在田里挖红薯。我把她挖出的一个3.8斤的红薯带回监利，放在客厅里。为什么？我是吃红薯长大的，我是父母含辛茹苦拉扯上学的。我是在党旗下发过誓的，农民的儿子应该有农民的本分！”就是这样一位“红薯书记”，从上任到“双规”，不到3年时间。
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成为腐败高发领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明目张胆已不是县委书记这个级别腐败分子的特点，从假廉到真贪，从假困惑到真潇洒，无不见证了县委书记“腐败新轨迹”的全过程。山西省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上任短短8个月，打着改革干部制度的幌子，不断调整干部，通过玩弄权术、大肆卖官索贿，查实受贿金额118万元，另有570万财产来源不明。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多次感慨万千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番感慨，充满了对昔日无限风光的追忆。广西横县原县委书记汪波刚刚外县调任横县就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做廉洁演讲：“元旦春节快到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禁收受红包……”慷慨激昂地演讲完毕，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办案人员走上前去，宣布对他实行“双规”。今年以“叫你收下就收下”而闻名于世的田玉飞也是以“改革者”的姿态高调赴任四川省犍为县县委书记的。而杨道洲更是把“假廉”之术一路玩到了“廉政标兵”、玩到了极致，炉火纯青得让多少同僚嫉妒眼红。
近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县委书记生活“在压力和诱惑之间”， 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许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我们”的处境是“累、穷、软、险”四个字，还说“我们”是在“走钢丝”。笔者看了之后直想笑，县委书记作为基层实权群体和“潇洒一族”何来压力齐身？地方再穷哪天让县委书记走出去没个官样？只要不搞腐败，哪怕是政绩平平，还不都照样提拔、照样升迁、照样异地做官、照样举家到市到省？有谁见过因为工作做不好而县委书记被处理的？他们中有些人高血压、黑眼圈到底是积劳成疾还是乐极生“病”？或许我是贾府里的焦大，不理解林妹妹为何总愁眉不展。应该说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中不乏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好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甘做“现代焦裕禄”，为百姓日夜操劳。但同样要警惕某些心怀鬼胎的人利用所谓自爆“困惑” ，搞“假廉”的一套，来欺骗组织，蒙蔽群众。
其实，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不是什么绝招，周围的人们对此都心照不宣。你玩你的“迷踪拳”，我做我的太平官。还有人是惹不起，躲得起。你再叫苦，再叫累，反正别指望我送钱。不过，也有心甘情愿或被逼无奈在县委书记的“假廉戏”中当配角，跑龙套的。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早有觉察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虽然知道他坏，仍然跟着他走”。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安徽省纪委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这种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红薯书记”的伪装终于被扒下，然而从假廉到真贪的“新轨迹”却真真切切在县委书记这个官场生态上重复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说他们“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而要打破这种县委书记“腐败周期律”，就得从改革官制，全面实施权力监督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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