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桌上洒有一摊茶水，他总是用筷子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有时是练正楷，有时是练草书。几乎每坐在桌前，他都这么在桌上操演，甚至是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事聊天时，他也往往要这么“开小差”。从我幼年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据长辈们讲，从一进城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到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他进入中年时，他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他的字，在体态上，有颜真卿的稳当匀称；在笔法上，则有柳公权的俊秀遒劲。对于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听他说：“文化高的人看了我开的筵席菜单，都说字写得漂亮，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得这么好。”
他出生于贫困的农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他只念过两个月的书，从六岁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气并不寒冷，但他因为没法穿得不单薄，放牛时常要靠着土坡避风躲寒。他十一岁时进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楼当徒工，他妈把他送出村外，伫立远望，久久不肯离去。从此他由于谋生与颠簸，再没有回过乡下，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只是在几年徒工生涯中，用竹筒里好不容易攒下的全部零钱，终于买得几丈“洋布”，请人捎回家乡送给老妈，但老太太没有收到就离开了人世。
以罕见的刻苦与勤奋，他熬到了“出师”，结束了徒工生活，先作为廉价劳动力在餐饮业闯荡了多年，风餐露宿，漂泊颠沛，有些夜晚，仅以一条长凳为床。尔后，逐渐以做得一手好菜与写得一手好字而颇有名气，得以有人经常雇用，他这才娶上了妻子，接二连三生了三个孩子。按当时世俗的眼光，他的运气不错，竟然三个都是男孩。但拖儿带女，养家糊口，难度更大，他虽已成了“名厨”，上了一两个档次，但仍天南地北，浪迹东西，艰辛如故。不过，毕竟成了“名厨”，只要不是失业，以“黄牛式”的勤劳辛苦，倒也能换来全家不饿不寒的日子。
除了谋生与繁衍后代，人与动物的区别恐怕就是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了。人的层次不同，对此虽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但皆有之，却是共性。这位农民之子，这位厨房里的劳工，也有自己的理想。尽管他在本行当中出类拔萃，但他从没想过要培养自己的儿子跟着他干这一行，哪怕是动用三个男儿中的任何一个。其实，作为一个跑单帮的个体户，他跟前急需一个徒儿、一个助手，何况他还有好些烹调的绝招、独学有待传授。他常叹息自己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没有体会，但我的确见过体胖怕热的他在蒸笼一般的厨房里，在熊熊大火的炉灶前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往往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抚摸着儿子的头，感慨道：“爹爹苦了这么多年，就吃亏在没有文化……好伢子，你们要做读书人。”
“做读书人”，这就是他对下一代的理想与期待。理想不小，但他自己的能耐却极其有限。他身上毫无可以泽及后代的书香，没有可以使后人轻易受惠的“秘方”与技艺，他只有那点可怜的文化经验：练字，只能把这点简易的经验，用来种他三亩地的实验田。因此，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必须服从努力练字这么一个“硬道理”，这条“死规定”。他常教训我们道：“写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门砖，就是看家拳。”当然，他待我们比待他自己宽厚得多，他并不要求我们像他那样蘸着茶水在桌面上练字，而是花钱替我们买笔、买墨、买砚、买纸，还有字帖。于是，练字就成为了三个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课”。这条硬规定对长子更是“雷打不动”，这不难理解，他可能最殷切希望早日从长子身上看到效果，就像皇帝老子总想要长子来传承自己的王位。
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这是常识。这常识，他懂。也正因为是世人所公认的常识，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为了一条神圣的原则，他执行起来，似乎比常人更认真、更执著、更不打折扣。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浪迹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学在当今尚且如此之难，在那个年月就更难了，虽然当时没有户籍制，没有就近入学的规定以及赞助费的障碍，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
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为了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每迁徙到一个城市，父母亲最优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业，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时，何时迁居、何时动身都是以我们在学校的“档期”为准，决不耽误我们的学业。
正因为一辈子都在悲叹自己没有文化，这一对父母，始终竭尽全力坚持着他们可怜的“子女上学读书至上主义”。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50年代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迁徙，他们的长子却几乎从未中断过从小学进初中再升高中的学业，而且由于他们竭尽了全力，耗尽了积蓄，这小子每到一个城市都得以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从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中学到湖南的名校广益中学与省立一中……
巴尔扎克有一篇很著名的小说，写的是巴黎一个贫苦的挑水工人，出于爱心，以自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起来的全部积蓄，支持一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最后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医生。这一对可怜的父母与那个挑水夫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在以微薄的收入支付高昂的教育费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都是长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需要含辛茹苦、自我牺牲。我的初中时代与我弟弟的小学时代，恰逢“乱世”，物价飞涨，学费高昂，非得付“硬通货”才能入学，而入学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硬费用与硬消耗，以及为了在好学校上学而必须维持某种“体面”所不得不付出的“软”消费，更不用说为了保证儿子准时的起居与一日三餐，而长年累月付出的辛勤劳动了……这是亲情的“长征”，这是坚毅的苦熬，这是慈爱的奋斗，这是精神的追求。
对于这个农民之子来说，这一奋斗，这一“长征”，这一苦熬，这一追求，几乎一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在坚持，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在坚持着。事情是这样的：
4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餐饮业、厨艺行业大为萧条，他在内地谋职谋生殊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60年代中期才回家乡。那一个时期，香港的天，还不是“解放区的天”、“晴朗的天”，父亲在香港之所以一待就是将近二十年，唯一的原因就是谋生。50年代，运动此起彼伏，横扫旧制度、旧思想、老习俗、老生活方式，高级烹调术吃不开了，被视为剥削阶级享乐服务的玩意，与父亲同一行业的“名厨”纷纷失业。父亲为了四口家人不至于衣食无着，为了三个儿子不至于失学，只好咬紧牙关，单枪匹马，在那尚未“放晴”的天空下做一个老年打工仔了。要知道，他的这三个儿子正一个接一个进中学、进大学，三笔学费与三笔生活费是那时一般家庭绝对承当不起的，而这三个学生要得到国家与组织上的全额补助与照顾又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父亲的职业是为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服务的，其家庭成分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有天壤之别，只能算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根本没有资格依靠组织，向党伸手，即使提出为了进步而申请入团的要求，其中那个领头羊也因为“家庭成分不纯”而三次被否决，后面那两个见势头不妙，也就望而却步了。
那些年，我正好经历了上中学、念大学直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过程，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每个月，我都按时收到家里寄给我的学杂费与生活费，毫无忧虑地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微薄的工资远不能负担母亲的医疗费与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因此，父亲仍然留在香港打工，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用漂亮的行书给他的“贤妹”写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家书”，将一些老话一遍又一遍从头讲到尾，自称“愚兄鲁钝”，“自幼无缘文化”，“饮恨终生”，“幸亏学了一门手艺”，“终能自食其力”，“眼见三儿日渐成长，有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虽在外做一名劳工，常遭轻视与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时，还讲些大道理，说什么“自己老朽落后，无力报效祖国”，“能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让孩子上学”，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因此“问心无愧”，等等。这些家信是我母亲用来对三个儿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们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当时，我们读起来并不耐烦，那些信都写得长了一些，语句颠三倒四，车轱辘话来回转。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这些家书，比当时那些政治课教材对我们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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