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作用、功能的说法及论述，各种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有无数种表述，这些对于一个教育学者来说不算陌生。但是让我感到震撼和有一种特别感觉的是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大地震前线指挥时说的那段话：“只要孩子在，教育在继续，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根据我们“听” 的经验， 我相信这句话不是预先编织好的，它是那特定时刻、特定场景下个人真心想说的话。我们感觉得出， 那是总理内心坚实、强烈的信念。
温总理把孩子、教育、民族这三个词连在一起， 自然地构成三组关系，即：教育与孩子的关系，教育与民族的关系，孩子与民族的关系。如此，教育的重量和承载立刻显现出来，它可以隐喻为纽带、桥梁，也可以隐喻为进入关系整体的钥匙、基石乃至核心。
哲学家康德断言：人是可受教育的动物。是的，人类因为有文化进化的基因，只有人才能受教育(不是动物般地受训练)；同时，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基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生存力的先天不足而给出断言：只有人最需要受教育(以文化弥补其生存力的不足)。是啊，如果孩子不通过有目的、有方向的认知活动、情感活动的锻炼，他的脑神经元如何能构成有一定方向性的、结构良好的、富有活力和弹性、可不断持续学习的物质----生理基础呢？心理学家也早就有过实验，对一群儿童，提供他们阳光、空气、食物和水分，但如果阻断他们接受信息、书籍和玩具，其生物学意义上的发育仍然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汶川大地震，那么多的儿童遇难，至今想起来仍揪心地伤痛，但只要孩子们还在，四川就有后人，中华民族就有未来；只要孩子在，他们便一定要受教育；学校重建、教育重建的任务便迫在眉睫。正如智利诗人加布里艾拉?米斯特尔所说： “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可以等待的，孩子却不能等待。他的骨骼在不断形成，他在不断地造血，他的大脑在不断发育。对于他，我们不能说明天，他的名字叫今天。”
我从温总理的话里听出以下的意味：
信任孩子。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他看来，孩子存，则民族存。因此他期待废墟里的孩子尚存活着，期待多救出一个孩子，期待孩子肉身健全，更期待孩子精神饱满。
信任教育。教育是成长的摇篮、阶梯，是人一生幸福的保障；同时，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钥匙，是民族复兴的基石。在他看来，教育存，则民族存。因此，他期待战胜灾难、教育继续下去，期待学校早一天复课，期待那里教育业界的人们振作起来，重建更理想的教育。
信任民族。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值得骄傲；一个经历无数战争，经历“文革”重大破坏．短短三十年改革开放便重新站起来的民族值得信赖；一个在人性深处，在人与人交往的无意识沉淀中有永远抹不去善良、同情和关爱、奉献品质的民族值得自豪。在他看来，民族精神存，则民族存。
当灭顶之灾把人们的各自利益及其利益的争夺驱赶走，颠覆到只剩下最基本、最宝贵的生命时，由人类文化进化而来的自然----社会性情感和关爱、利他行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由中华文化独特延续而来的伦理道德情感、行为得到了最美丽动人的绽放。教师、校长、教育行政干部的情感、行为都明显地刻印着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及其方式的标记。
然而，在汶川大地震带来的震撼渐渐平静之后，我们还会持续地感动、持续地信任、持续地奋斗吗?我们还依然热爱和信任我们的孩子、热爱和信任我们的教育、热爱和信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吗? 当我们重新回到现实的利益关系的存在和博弈中，回到除生命价值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价值仍有需求、仍在追求时，回到受制于经济、政治、科技水平等发展阶段的客观限制里，我们会复归于冷漠吗?会复归于不信任的心态吗?会复归于日复一日、司空见惯的陈规陋习吗? 当我们恢复教学、重建学校时，会复归于那种对之强烈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应试模式”教育，延续那种“负担重、质量低、发展偏”的学生学习方式、教师工作方式、家长生活方式吗？人们一定不情愿那样的复归，然而人们的担心又不是没有缘由和理由的。
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当代复杂科学，都无法逃避物质与精神、存在与价值、数量与质量、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等在具体时空里的相互纠缠，任何时候矛盾总会一大堆。如何不断地冲出困境走向生机？我们依然寄希望于教育，希望教育培养有理性、有激情、能行动的人。不过，它不是狭义的教育，更不是传统封闭式、灌输式的学校教育，而是广义的教育，是连接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之广，承载着人类创造进步之重的大教育。汶川大地震时人们的表现最有力地证明：人有道德的本能，人有生存与学习的巨大潜能。中国需要一个不再扼杀和挫伤人的道德本能和学习兴趣的教育，中国需要以更大的财力和精神关怀支持教师职业的幸福和创造力，中国更需要在国力竞争和国民终身学习及其幸福的视野和胸怀中谋求一场广义教育之改革。最重要的，特别需要从国家领导人到民众对教育之重量和承载有高度的认同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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