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者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谚语》一九三三年
(32)「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报「奇哉所谓……」》一九二五年
(33)「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九二九年
(34)「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35)「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古书与白话》一九二六年
(36)「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37)「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证据，再露骨的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杂忆》一九二五年
(38)「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立此存照》一九三六年
(39)「……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中国青年久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一九三三年
(40)「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一九三二年
(41)「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九二六年
(42)「爱国之士又说，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何以国内连年打仗？或者这话应该修正：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补白》一九二六年
(43)「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们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们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杂感》一九二五年
(44)「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两地书．九三》一九三二年
(45)「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送灶日漫笔》一九二六年
(46)「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甚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在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马上支日记》一九二六年 (47)「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致萧军．萧红》一九三五年
(48)「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和平，实乃进步的大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可，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将它塞起来。」《致曹聚仁》
(49)「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是一小块……」《记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50)「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51)「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隔膜》一九三四年
(52)「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一九三四年
(53)「……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来的，现在只是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象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吏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偶成》一九三三年
(54)「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洋服的没落》一九三四
(55)「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死地》一九二六年
(56)「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现在的屠杀者》一九一九年
(57)「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题未定』草（一至三）》一九三五年
(58)「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我之节烈观》一九二六年
(59)「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一九三四年
(60)「……读书人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五）》一九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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