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新阶层的崛起，是我们所经历的伟大时代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对于这个阶层来讲，如何在属于“我”的世纪中扮演关键角色，也许到了和自己谈谈的时候了。“爱实业”、“爱员工”、“爱社会”与“守底线”，正是当下中国伟大转型中，企业家阶层需确认的、自身与众不同的正能量。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我”还好吗？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怎样的现实？无法辨别是否有毒的食物、一列意外出轨的高速列车、几辆卡车就可以压垮的大桥、身怀上亿巨款却不知所踪的官员、总是扑朔迷离的真相、充满证据分析色彩的谣言和阴谋论、交通肇事后因怕“麻烦”而杀死伤者、砸掉别人的汽车以表示自己“爱国”⋯⋯
不用列举太多案例，也不用太过激烈的情绪，我们就不惮于将“礼崩乐坏”、“社会崩溃”、“道德败坏”、“法律失序”等等这些几乎是最高级别的负面评价，加诸在我们深陷其中的“魔幻”现实之前。但是，这些好像与“我”无关，只要它们不发生在“我”身上，“我”仍然有机会隐藏在人群里，甚至做一些违心的选择乃至行动，获得一丝仅存的安全感，等待太阳照常升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声拷问，穿越千年时空，直截了当地摆在身处世界另一面的我们：“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现实就在那里，也并不魔幻，唯一可能给我们造成困扰的是对它们的错误解读。如何理性地看待正负能量之间的博弈，并付诸改变的行动，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也考验着一个组织、一种民族的智慧。甘地说：“每当我绝望时，我会想起，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够取胜。”
在古代向现代文明加速转型的伟大时代，我们正在经历“高贵之痛”：它既已不再是社会精英和强权人物的权力游戏，而是裹挟着每一个人的历史进程；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和强大正能量也在从痛苦中成长，必然在行动中进化成另一种现实。
企业家新阶层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对于这个阶层来讲，如何在属于“我”的世纪中扮演关键角色，也许到了自己谈谈的时候了。我们发现，“爱实业”、“爱员工”、“爱社会”与“守底线”，正是当下中国伟大转型中，企业家阶层需确认的、自身与众不同的正能量。
实业不仅是致力于国富民强、经济发展的前进力量，也是对商业本分的重新认知和与之相关的责任感；员工即是社会，企业家对待员工的态度和方式，便是他们在社会中获取尊敬的来源；如何与社会共享财富？企业家们正在用他们的慈善行动，为官方与民间，树立新的标杆。这一切，从守望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开始。
这将是企业家阶层，在这个时代以正义为财富命名，激发后来者创业热情的合法性来源。他们必然有超越性的创新精神和责任感，为股东、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好的管理理念和组织形式，激发他们主动“参与”，共同创造基于爱、合作、自由和满足的未来。
当我们忍受焦虑甚至遭遇屈辱，当我们面对可以预知的伤害丧失安全感时，是找个理由让自己接受，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把自己隐藏在人群和命运中，还是听从正能量的召唤，确认自我的存在，慨然行动、改变现实？
“我”该如何选择？
重省“我”心
从人类“自我意识”产生之日起，爱和合作便逐渐让人类凝聚在一起，历经数十万年，从蒙昧走向文明，至今仍未到达终点，但以此为核心的正能量，却是推动人类不断前行的基本力量。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我们并不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尽管各个宗教对人类的起源都作出过解释，但人们还是不够满意，于是科学家提供了新的证据，哲学家产生了新的思考。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之中，至今仍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说法。
基于目前的考古学、人类学所能提供的有限证明，有一些描述应是确信不疑的：人的出现得益于动物进化链条在某一点上发生的独特突破，一种日后被其自称为“人”的动物，行动不再受制于遗传生物所赋予的本能机制，用直立行走的姿态把自己从动物世界中解放出来。这被认为是与物质出现、生命与动物首次出现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的自我意识诞生。
人的自我意识、理性与想象力颠覆了动物生存的普遍状态，在动物界的基本规则中，他是“半兽半神”的存在。他无法与自然分离却又超越了自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末日——死亡，但无能为力，他既无法摆脱自己的思想，也无法摆脱自己的肉体——他总要活下去。
面对这样的事实，存在主义哲学家有一种悲剧性的解读：人生来是一场悲剧，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即使存在绝对自由的人，他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
这种令人失望的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解释人类自诞生以来曾经走过的历史。他们不满于饥渴、干渴和性满足这些基本的动物性需求，即使这些已经足够他们生存。他们来自精神方面的渴望，总是能引导自己在生存之外对世界和未来有所寄托，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找到新的办法来解决生存中的问题，他们在危机到来之前互相接近，不免痛苦地寻求合适的方式来展开合作，基于情感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
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摆脱不了动物性需求的烦恼，但没有人会承认自己还是动物的一员。
人类用了几十万年时间才走出了自我完善的第一步，经过巫术万能的自恋、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阶段，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良心和友爱观念，用一种牢固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存合法化，这种方式被后来者称为——社会。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写道：“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空间上在地球的北纬25-35度之间，时间上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曾出现一次“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等古老民族，先后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种突破，被人称为“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这些古老的民族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批判性的反省。
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先知们、释迦牟尼等，同处于这个在文明仍受地域限制，无法互通思想的时代，这些先贤大哲不约而同地对人地存在和本质需要作出了形式各异却核心趋同的解读：道、仁、美、善、真理、慈悲、契约等等。这些正向能量都表示，人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自身与他人以及世界结合的需要，这种感情在现代的语境中通常被称为“爱”。
在此后的数千年里，人不仅用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开发自然，也为自己设计出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本质需要，比如，古代西方的封建体制、东方的帝国体制，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这些方式现在看来都还不够完美。
就像有关亚当和夏娃的寓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本是与伊甸园（自然）和谐共存的，因为偷食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人类拥有自由意志之始，善与恶、爱与欲望、创造与毁灭便纠缠在一起。人们在基于正能量的渴求，改造自然、获取财富、设计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伴随着贪婪、控制、权力与征服的释放。
人们总是不满于那些不适合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用激烈乃至毁灭性的行为来试图改变，为此付出的代价大得惊人，在看似“一乱一治”式的“循环”中，有一种结果却是确然存在的：经历每一次痛苦之后，人总会自觉地反思，加深对自我、社会、自然的认识，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更加令人信服。
寻找自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每一个人的存在都需要定位坐标系和身份感，这样的坐标系必然立足于现世、现实和自身的特殊性，又确乎需要超越性的追求。人必须同他人建立联系，只有当他以友爱的方式建立这种联系时，他才能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同时，感到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否则便会精神失常。
我们并不经常思考关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就目前人类的认识水平而言，基于爱和创造的渴求所代表的正能量，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形式，仍然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它们既是套在欲望和负能量之上的“枷锁”，也会在某一时刻成为限制我们前行，并迫切需要改变和突破的障碍。
变革之感，高贵之痛
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是继两千多年前帝国时代出现之时，中国面临的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以农村为基础载体的传统经济形态和道德体系彻底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的“革命道德”也逐渐在人们心中失去效用，内心的“恶”被完全释放，整个社会面临精神困境。在令人迷惑的变革方向面前，我们正在经历着“高贵之痛”。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正能量的“枷锁”并不总是合宜与有效，不然我们也就不会被迫面临当下精神困境。
以千年纪的时间轴线来观察人类当下的处境，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仍处于一种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加速转变的历史更替中，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幸免于动荡和灾难，科技发展和社会组织进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裹挟人们前进。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说：“每个国家的人们又都表现出爱美的情愫、求知的激情、文雅的风度、丰富的情感以及对正义的向往，它们穿透黑暗，使世界充满光明。”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最具革命性的进化节点，科技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以法治、民主和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明，也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之间提供了基于理性的组织与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尽管复杂，代价却最小。它不仅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争斗与流血已不是解决纠纷的首选和最终手段，也足以使人类自我毁灭的科技成果处于某种程度的掌控之中。
古老的中国加入这场转型的方式不免悲凉，辛亥革命自然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被看作是转型之始，史景迁则将时间推进到17世纪，在这里，中华帝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即使距离当下最近的时间节点，也已超过百年，尽管时间长久，故事却远未开始。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充满激情却不免脱离现实的全新建国方案以失败告终，军阀混战和最后一次外族入侵不断打断中国的现代进程，最终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新领导者的新选择。从辛亥革命开始，生存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大多数人，在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和参与上，便与社会精英和领导者呈现出严重脱节的状态，直到1949年之后，政府基层管理组织的深入和强化，古老社会的真正变革才缓慢发生。即使如此，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极尽波折。
真正的变化从1978年开始。
农民离开了数千年间赖以生存的土地，国企改革将大量工人抛向市场，大学生不再依赖体制内的分配，而是直接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几乎所有人都被甩出既定的轨道。一直固守阵地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民的离散开始呈现加速崩溃的状态，新中国建立起的“革命道德观念”，也随着体制约束力的降低，在市民社会中迅速失去效用。
上个世纪九十二年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去台湾拜会民国首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时，这位老先生正在为报纸上的一则有关乱伦的新闻愤怒不已，他对唐德刚抱怨，他在幼年时，还处于晚清年间的家乡浙江海宁，出现过一次儿子打妈妈的事件，结果是本地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并非一人之错，而是县、府之耻。
百年之后，国人对于此类事件的看法并无不同，道德标准也无差别，但当下中国，比此事严重百倍的事件层出不穷。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大区别在于，道德审判与政府行政之间已无必然联系，体制和制度虽然正向现代转型，社会建设却并没有跟上脚步，道德规范滑坡，即使不断完善的法律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突破所有底线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唯一可以称道的，只有财富的积累。
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在他穷十年之功完成的新书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港版译名《邓小明时代》）中断言：邓小平引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外交方面，还是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形态，⋯⋯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称得上是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伟大之处在于：一方面，中国进入到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过程尽管短暂，却既不激烈，也不野蛮，而是总体呈现出一种和平、渐进的形态，已有机会摆脱“一治一乱”的帝国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另一方面，全体中国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变革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看来，我们经历的痛苦，可用“高贵”来为之命名。
变化总是发生得太快，让我们无法理性面对自身正在经历的现实，而流于简单的价值判断，甚至粗鄙的情绪发泄。世界末日也许存在，但远未到来。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现实乃至精神困境，并没有离开知识、历史和认知能力的范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析，所有的结果都可以预见，所有有价值的行动都应该被执行，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我不相信。
道德、法律和契约的崩溃，都从人的单一行为开始，继而毒化到各层次的组织，最终成为普遍存在的行为模式，人的内心是它们最接近终点的地方，但不意味着它们一定可以到达终点，尽管这几近失控的距离已经足以引发崩溃的风险。
我们还远没有离开原点——人是基于爱和创造来实现社会化的，这是正能量之源。儒家最后一位圣贤王阳明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在与西方文明的艰难互动中，我们也学会了理性。对现代文明的认知正从这两个原点不断前行，让中国的未来愈加清晰，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这样一种机会，有如此丰富且有创造力的正向精神能量资源可供发掘。
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
行动、“参与”为始
痛苦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标志着这次伟大变革不再是社会精英和强权人物的权力游戏，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有关。这是一个“我”世纪，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参与”中反观自身，重塑信心；激发创造力，进化组织、重建社会，用正能量推动伟大变化的实现，而不是静待利益为“王”、权力为“柄”的丛林式结局。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1890年，古怪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用一贯富有诗意的语言，写了一本叫做《心理学原理》的书，这本被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最具启发性、同时最具聪明才智的心理学书籍”，发现了大部分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背后的秘密和实质：对于人来讲，并非情绪决定着行为，而是恰恰相反，人的性格和信念是由其行为所决定。
“当人们微笑时，会感到快乐；当人们皱眉时，会感到难过。”在正能量与负能量之间的博弈中，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做一个有力的姿势会让自己增加信心，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会让人心生愉悦，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且体会到的改变。正因为它如此简单，才容易被人忽略：哪怕一个小小的，可以激发内心正能量的行动，都很难实现。
人人皆是环境，如果不主动采取改变的行动，每一个人的负能量，就会淤积在一起，让我们深陷其中，裹挟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改变。即使屈辱、恶心，我们仍然会选择“吃蚯蚓”，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和环境身上。
“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生活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艾里希 弗罗姆认为，精神疾病的治疗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患者的心理不能正常发展，已经造成痛苦的事实。其次，患者已经意识到痛苦，并有为克服痛苦而奋斗的努力。再次，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环境，丢弃曾经让他痛苦的“顺从”倾向。
“精神健康的目标不是必须强加给人的理念，也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天性’、消灭‘固有的自私’才能达到的目标。恰恰相反，追求精神健康、幸福、和谐、爱、创造性，这些都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本性。”他说。怀斯曼的书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治疗社会的“精神疾病”，这三个条件同样适用。一种切实的行为和改变，会影响更多人的信念，并推动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896年，美国高等法院，基于所谓“民俗”无法因法律改变的所谓“共识”，作出种族隔离合法性的裁决：规定美国公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但对于不同的种族有分开的公共设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
1954年，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与种族隔离，相关法律被推翻。在此之前，只有30%的白人支持废除校园种族隔离,35%的白人支持废除社区中的种族隔离，44%的人支持废除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在相关法律被推翻之后短短两年，这一系列数字就被改写为49%、51%和60%。尽管现在美国仍然有人存在种族歧视的观念，但已无人敢在公众面前承认这一点，而且，他们还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当下中国，空气干燥、不宜生存，这已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痛苦，面对这样的痛苦，抱怨与批评是正常的情绪，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如果从现在和个体开始，做出正确的行动来“加湿空气”，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新的道德秩序重新在心里形成，社会风气开始转向，各层次组织结构会向包容人的自由、参与的方向，进行可能缓慢却无法遏制地进化。
何谓正确？首先，来自于“仁”和“良知”的原点而非欲望和贪婪，这是正能量在每个人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其次，出于理性的判断和而非智力的控制，理性是人以思想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能力，是“道”的传承；智力是人借助思想操控他人和世界的能力，是“术”的训练，这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总是想做智力超群的“超人”，未曾意识到正在成为理性“残疾”的矮子。再次，是否基于合作的形式和获取“爱”的结果。
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即使他在梦中如何的痛苦，道德说教、信息灌输已经被证明无效，即使某种形式的“奖励”也是一种负能量，人并不会真正因为能够得到“奖励”而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他们只是假装如此而已，获取利益已经在“奖励”中异化为主要的目标。观察一下我们身边单纯的孩子，就能发现这一点：他们不用任何形式的鼓励就可以让自己兴致盎然。
普通人确实难以主动改变行为方式，哪怕从一个简单的变化，只有“参与感”才能唤醒自我的重新发现，就像现在的一句流行语所讲的那样：“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从家庭这个最小社会组织层面，我们的参与和责任总是很明确的，如何从这样的组织扩展开去，不仅需要人的主动性，也需要创造性地更新组织机制。
财富新正义
如果说政治与权力，是古代组织更新乃至朝代更替的起点，在现代市场中发展出的商业文明，已经成为改变世界的核心动力。中国企业家阶层将在这场变革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关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关者面前，他们的理念和组织创新必然会重塑社会性格、重建道德体系，推动中国社会和历史实现转型。
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从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伴随着以交换为特征的商业发端，这一直以来都是地域与文化之间沟通的最具影响力的途径。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触发了商业爆发式的增长，也触发了世界范围内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至今也没有结束。数百年间，在西方的主导下，建立起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与产品流通体系。
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注定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在自我完善方面迈出的最大一步，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它的发生与发展就与人类认识能力与行为之间存在矛盾，并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差。财富在迅速积累的同时，也呈现出“邪恶”的一面，资本主义初始阶段野蛮的运作方式，让大部分农民被迫失去土地，作为“自由”人，沦为小部分人的工具，造成社会的严重失衡甚至国家间的激烈冲突。
马克思对此有持续并精彩的论述，由此引发了极具创造性乃至超越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场与资本主义商业崛起几乎同时发生的历史性运动，在斗争几百年之后呈现出逐渐融合的态势。特别是“冷战”之后，双方基本抛弃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斗争，一并成为社会组织变革的选择。近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甚至让这些曾经的“西方资本主义敌人”，令人意外地陷入“社会主义式”的困境。
在提升人类生活及福祉方面，市场交易无疑是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中最有效的手段，这正是它出现的理由。它本身并没有社会学和道德上的意义，而是一种工具和现实处境。正如人类起源时对正能量的缓慢确认，同样伴随着与负能量的博弈一样，作为道德和价值判断的一种描述——因市场交换产生的财富积累源于企业家的贪婪和欲望——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有更为精辟的论述：“劳动分工是人的某种自然倾向的缓慢、渐进，但必然发展结果⋯⋯这种自然倾向表现为以物易物、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行为⋯⋯人人都有这种倾向，而任何其他种类的动物都没有，那些动物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契约⋯⋯没有谁见过一条狗公平地和主动地与另一条狗交换骨头。”
这标志着商业文明在人类自我认识提升的基础上获取了合法性，但失衡的社会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论断就实现自我进化，它需要人为地参与其中，采取切实的行动，不断激发隐藏其中的正能量才能做到。这个过程尽管缓慢，却充满了荣耀。正如政治家、军事家主导王朝更替一样，企业家在这场文明的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三十多年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现代企业正在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与之对应的是，劳资关系正在成为公民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已不再像父辈那样依赖于土地，而是认为城市才是自己的归宿，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娶亲已经不再是他们用来安排自己未来的首选方式，这也对企业提出更多的要求。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就曾这样描述公司的概念：“我们社会的性格取决于大企业的组织结构、大规模生产的工厂的技术，以及我们的社会信仰及承诺为大企业实现的程度。”60多年后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正在面临这样的处境，遗憾的是，他们未必做好足够准备，来创造属于他们的荣耀。
二十世纪上半叶，詹姆斯 林肯在他的兄长1985年创立的美国林肯电气公司做了38年总经理，他在公司开创性地实行激励性管理，在他写就的同名书籍中，像个“共产党员”一样批判着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的推动下，股东们开始接受与工人共享利润的现实，形成自己独特且一直在争议中坚持到现在的激励制度。近60年来，该公司的奖金额度一直保持在工资的90%以上，从1958执行职业保障政策以来，他们没有主动辞退过一名员工。
如果这家公司还不够著名，还有一个案例众所周知：“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亨利 福特，在残酷追求利润的时代，第一个倡导给工人高工资和福利，让他们能买得起自己制造的汽车，以革命性的生产模式造就出美国社会的基石——中产阶级。
这些伟大的企业家，都从改变自己企业组织形式开始，让企业从个人财富积累的工具，逐渐演变成社会化组织，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在他们的推动下，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现代企业制度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也让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其中，塑造着自我和社会的性格。
林肯电气公司目前年营业额仍然只有数十亿美元，单从规模上看，它已无法与当下众多的中国企业相提并论，但它的强大并不在此，而是它在管理学上的理念性突破、117年来为众多利益相关者积累的财富和与之相关的幸福，并因此成为众多公司心中的标杆，引领着众多后来者参与其中。
在当下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做企业？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企业家是善于捕捉机会的人，是管理组织者和创新者。因此企业家是最具‘正能量’的群体，他们天然具有的创新、执著、冒险、乐观的正能量，有益于企业发展，最终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立志成为企业家的人来说，仅有冒险和执著是不够的，身处这样一个混杂着痛苦与机遇的伟大时代，除了改善自我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一渴求之外，他们必然有超越性的创新精神和责任感，为股东、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好的管理理念和组织形式，激发他们的主动“参与”，共同创造基于爱、合作、自由和满足的未来。
企业家阶层正需确认这一与众不同的正能量，“爱实业”、“爱员工”、“爱社会”与“守底线”，是他们参与并影响中国特有历史进程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途径。
实业“实”在哪里？一方面是责任感，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中国一直处于学习和追赶的状态，实业是具有中国特有基因的商业文化载体，一直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实业家们，不仅继承着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的前进力量，也在用自己的行动为精神内核提供新的注脚。另一方面是做大生意的“本分”，在商业权谋、经营策略和所谓商业模式不断花样翻新的当下，产品和服务为王的商业原点正在被遮蔽，重新发现并确认商业的本分，是赢得不断向上超越姿态的起点。
在劳资关系成为核心内容的商业社会，员工不仅是创造财富的直接动力，也是社会性格的基本载体，对企业家来说，与员工分享利益，便是与社会共享未来。企业家可以在管理和组织上避免员工“工具化”，创新激励方式和鼓励员工的参与精神，为他们提供投身劳动便会实现梦想的平台。拥有“中国梦”的员工，固然是企业的最大财富，更是社会稳定向上、财富汇集的基本动力。
社会是企业生存的空气，在以员工、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之外，如何与社会共享财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回报社会的激情、特有的商业理性以及专业化的运作，不以无原则的行善鼓励懒惰和激发欲望，将是企业家突破官方对民间慈善的管制，为社会公益树立新标杆，实现财富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方向。
这一切都要从“守底线”开始，坚守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将是企业家以正义为财富命名，激发后来者创业热情的合法性来源。企业家们要用自己的影响力，主动参与到法治社会的构建之中，远离商业与权力的灰色地带，明确权力边界，遏制权谋之术泛滥，树立起法律应有的尊严，在强化契约和规则精神方面树立典范。
现实环境下的中国商业“新教伦理”，必然激活正能量的强大动力，每一个商界人士的共同参与和自觉行动，将用自己的小小“坚持”，汇聚市场和社会的尊严。
追循中国商业的正能量
“对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企业家。”
——乔治 吉尔德，当代美国知名未来学家、经济学家
文│本刊记者 吴鹍
2012年的7月份，我随一个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了英国。奔波于英国的几个城市，我想找到那棵砸中牛顿脑袋的苹果树，寻觅由莎士比亚发轫并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创作土壤，辗转于铁血首相丘吉尔抗击希特勒德国留下的二战遗产，当然我最想找寻亚当 斯密留给这个曾经的帝国商业精神方面的蛛丝马迹。
这位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辩护者在他另一部闻名于世的巨著《道德情操论》里关于企业家的描述屈指可数，他写道：
“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命运
斯密认为企业家的活动最终还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最早为企业家立传的是司马迁。他发现了企业家，这比亚当 斯密的发现要早1800年。
司马迁的《史记》里记述了范蠡、子贡、弦高、白圭、吕不韦等30多位企业家，张维迎称司马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但汉代以后的历史就没有企业家可供历史记述了。这是因为，大汉以后国家加强了对资源的管控，企业家精神在这个看似强盛统一的帝国渐渐没落直至消失了。
商人阶层在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华文明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
1932年就来到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史》中写道：“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另一位著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叙述中，从1600年到1989年民生多艰国运多舛的389年间，也是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可供记述。
直到过去的30年间，企业家阶层才整体崛起，出现了真正的企业家经济，这是过去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正是企业家们一往无前、反叛、意志顽强、富于创造力的精神，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创造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奇迹。
他说企业家才是“改革功臣”。
无论如何，企业家群体在这个国家的出现与长成，让这个垂朽的大国展现出无穷的活力。但新的崛起也伴随着新的问题，近年来，商业伦理与道德底线开始大面积失陷，怀疑与愤怒重新笼罩在企业家周围，让这个国家充满了更多的不安与躁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曾让这个阶层陷入了公众嘲讽甚至仇视的困境，但很快这些巨大的困难逼迫他们迅速走上了一条革新的道路。如今面对这些挫折与坎坷，我们需要去重新找回商业的本质和传统。
传统
正如米尔顿 弗里德曼所言，“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无论是现代商业还是传统商业，都是以赚钱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但商业作为“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活动”，从商业诞生的那天起，商业伦理就相伴而生，要求商业要讲诚信讲公平讲道德。
在先秦时代，儒家就有“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论语》里面说，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孔子主张“仁义礼智信”，提倡要用“仁道”的方式来获取财富。因为仁道是商业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后来的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三国的关云长是一名骁锐武将，但为什么我们现在却奉关公为“财神”而不是其他神？这是因为关公已经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把曹操赏给他的金银绸缎，列表列支，除去给两位皇嫂置办衣物用于生活开销外，自己分文未取，最后挂印封金，离开曹营。此无它解，唯“信义”二字。
明清时期更是出现一批实践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商人，从此他们开始被称为儒商。“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派生出“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逐渐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清末民初的儒商是中国商业史的一个高峰甚至是黄金年代。无论是曾国藩的安庆兵工厂 ，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 ，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的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事务，还是胡雪岩的江浙蚕丝厂 ，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 ，荣氏兄弟的无锡纺织厂面粉厂 ，范旭东的天津永利碱厂 ，卢作孚的重庆民生船运公司，他们都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比起其他阶层，他们似乎也更有能力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支持并参与到政治的改革进程当中，无论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抵制日货、抗日战争，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当年活跃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和“十年浩劫”中断了中国的商业进程。因此，对于二十余年前中国的制度环境而言，开创企业本身就是一项惊人之举。
40岁的柳传志在北京的一间传达室创办了联想，然后开始“土拨鼠式”的苦心经营，挤进世界500强后志在成为一间“伟大的公司”；浙南的李书福刚开始连个照相馆都开不起，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走村串巷给人拍照，而后造冰箱、摩托车、汽车，直至全资收购沃尔沃挤进世界500强，但他似乎总也不能放慢前进的脚步；朱新礼在不惑之年辞职下海，直至今天还激情四射地怀揣着“大农业”梦想；有着令人艳羡的创业和职业经理人履历的田溯宁，再度点燃创业激情；商业地产翘楚王健林最想成为的不是财富领袖，而是中国最大的“慈善家”⋯⋯
这是一群“大商人”。远在三四百年前，斯密就强调了企业家在增加自己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给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是推动社会进步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中国，“大商人”至少有四个特征。
一是他们的创造力。敢于挑战传统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这是他们的内在原动力，也是最典型的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把企业家的工作定义为“创造性破坏”，如果不进行创新和变革，就不会再成长，这也是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吉尔德则在《重获企业精神》里鄙视那些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那些囤积财富的，寻求政府保护的，陶醉虚荣消费的，隐退孤立的，只给不予的，不愿承担风险的，希望收益不愿牺牲的，希望得到赞美的，不谦卑的。
二是他们的责任心。比尔 盖茨说他已经被“捆绑在微软这条大船的船桅上了”；当年65岁的柳传志在联想最艰难的时候毅然复出，“联想就是我的命，需要自己往前站时，义不容辞”；李东生在TCL国际化最困顿的时刻选择了“鹰的重生”⋯⋯雄心勃勃的梦想赋予他们伟大的力量、激情、能量、勇气与坚韧，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份责任心。
三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李东生是个典型的实业狂，他认为“实业乃国之根本，是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实业，谈何兴国”；胡葆森把自己的企业简化为六个字“在河南，做地产”，他“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目的是要让亿万中原人住上好房子；李书福把他的新梦想定义为“每一辆车都像一棵移动的树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企业紧紧地建立在核心价值观之上，从而实现持续领先。
四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经世致用见长、以天下为己任的“修齐治平”的中国传统商业思想，整整影响了中国这一代“大商人”。他们以实业兴国为己任，但他们胸怀天下，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向最善于在环境和制度间拿捏平衡的柳传志，一边说自己一点也没有政治雄心，另一边又在忧心忡忡地关心“湿润社会空气”的问题。他们的使命与信念，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在今天，处于大转型大变局的中国，已然走到了这里。何处是正气商业之光？哪里是影？光线被遮蔽之处，遮蔽得越多，正气就越难以生长，正能量就越发挥不出来。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不辞辛劳地追寻正气的商业正能量，为什么我们不遗余力地倡导要给这个复杂的社会“加湿”的重要原因。
实业之“实”
“实业”一词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太多荣耀与重量。
自19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在帝国的斜阳中点燃最后一丝温暖的希望开始，“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等称谓，便和一代亦官亦商的显赫人物一起，汇成中国近代商业的源头。
1902年11月16日，还是大清帝国光绪年间，以杨度为首的湖南留日学生编写了一本只有50多页的杂志，在第七期中的《与同志书》中，这些年轻人不无兴奋地写道：“愤于国力之弱也，则曰讲求武备；痛于民生之窘也，则曰讲求实业。”日后，杨度成为大清政府的“宪政专家”、“皇族内阁”的统计局局长、促成袁世凯称帝的第一幕僚。
1921年，“民国之父”孙中山发表《实业计划》：“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现在看来，这个庞大的“十年计划”不过是一种浪漫想象，其中修建10万英里铁路（约16.1万公里）的“计划”，至今远未实现。
在那个喧嚣、激情的年代，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无不提出自己的治国方案，在政主张、制度设计等方面不无分歧甚至根本对立，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实业兴国”。在中国，实业必定在商业之外，负载着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责任，即使在中断数十年之后，改革开放促进实业重新崛起的最大动力仍在于此，刺激着新一代的企业家为之奋斗。
如今，实业像是“老”了。
中国经济崛起从神话开始变为现实，用了不过短短30年，近几年才成为话题讨论的中心，有人醉心于“中国模式”，试图用国家主义的神圣话语来掩盖经济的短板；也有人试图给本已炽烈的民族主义加一把火，通过亢奋的发泄来刺激国人的情绪。实业负载的“救国梦”已经“实现”了，与之相连的“道德优势”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
不仅如此，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发展，还在两个方面为“实业”蒙上一层厚厚的道德灰尘，一是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二是集中于产业顶端的资源，被少数国有企业牢牢把控，成为权贵资本的提款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虚拟经济的大背景下，新经济英雄成为商业界最璀璨的明星，一些过于“热情”的理论家，在鼓吹某种经济趋势的言论中，毫不吝啬地给予实业不切实际的轻视甚至嘲讽——仿佛不与过去的“旧”完全切割，便显不出自己的“新”来。
理性观察中国工业基础和制造水平，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为工业生产提供装备的“重工业”，还是为民众提供消费品的“轻工业”，尽管中国都当之无愧被称为“大国”，但距离“强国”还很遥远，恐怕还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占领制造业的真正高地。
另一个被日渐忽略的现实是，传统社会到现代文明，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漫长转型，至今仍未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实业作为具有中国特有基因的商业文化载体，并未过时。一直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实业家们，不仅继承着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的前进力量，也在用自己的行动为精神内核提供新的注脚。
他们不做捞一把就走的“小生意”，而是清醒认识到并勇敢的背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理性地分析和判断超越行业，投向更广阔的市场，他们善于鼓励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鄙夷那些花样百出的“商业权谋”，倔强地将产品质量和服务置于自己的核心要求之中。他们的“本分”和“谨慎”也许不能造就华丽的业绩，但总是保持不断向上的超越姿态，并不惜为此“否定”自己。
这是强者的尊严。
麦伯良守“拙”
总是做“大生意”的企业不会一直“小下去”，总是做“小生意”的企业却很难“大起来”。
│本刊记者 袁建胜
文与年轻时的照片相比，53岁的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的变化很大，已然彻底摆脱了那几分“稚气”，成为一个气派十足的领导者。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却气势逼人，即使悄无声息地进场，也会引起周围空气的变化。
麦伯良说话语速不快，很少当面反驳别人的意见，他擅长倾听，也很有耐心，当别人和他的意见不同时，他总是会慢条斯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直到说服对方为止。“啊”这个习惯性的语气词不断出现，用来表达征询和肯定，当他思考时，“啊”会不由自主地延展，变成“啊⋯⋯”开会和谈话是他与别人寻求共识的有效方式，但他不愿意被某种思维方式所束缚，更不愿陷入某种争论。每当争论开始偏离解决问题这个方向时，他就会马上作出判断和决定。
中集集团研发中心就在深圳蛇口客运码头对面，30多年前，一位伟人在这片曾经的荒凉之地上画了一个圈，广东人麦伯良就在这个“圈”里工作，一直到现在。1978年，招商局独自开发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次年7月2日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在蛇口破土动工，开山第一炮就在现在的中集研发中心所站立的地点。
中集是中国第二家中外合资公司，时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为这家公司设计了一个平衡股权结构。成立时，招商局、丹麦宝隆洋行各持股一半；1986年，投产后的中集严重亏损，负责公司管理的宝隆洋行撤出全部人员，集装箱停产，公司大批裁员，只留下56人开展所谓“多种经营”，零敲碎打地做些小生意；1987年中远入股中集，却与招商局持股比例相同，都为45%，宝隆洋行持有剩下的10%。1994年公司上市后，招商局和中远平衡作为非控股“大股东”的局面，一直维持到现在。
这样的股权结构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避免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到目前一直悬而未决“一股独大”问题，始终在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道路上蹒跚前行；二是赋予管理层足够的自由空间，从实战中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成为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麦伯良则是创造这个团队的核心。或许还有第三个结果：1982年中集建成投产时，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2016年中集总资产643.62亿元（人民币）、净资产186.28亿元（人民币）。
一位观察家将麦伯良和他的同事们称为“打铁”的人，这不仅是对他们从事行业的一种描述，也是对他们独有性格的评价——像集装箱一样低调、务实、朴素、倔强，甚至还有些“笨拙”。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负有这样的责任：踏踏实实地做事，把自己与企业、企业与行业、行业与国家的未来捆绑在一起。
在中集30年的历史中，发生过大小三个有关“笨拙”的故事，从三个侧面表现出麦伯良和这家企业对实业的态度。
“小麦”的冒险
1982年2月，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麦伯良被分配到招商局，还没做好准备的接收单位先让他回去过了个春节，然后再征求他的意见：有一家刚成立的集装箱厂，你要不要去？懵懂的麦伯良显然连想都没想过“不服从分配”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于是他成了中集集装箱图纸的绘图员、产品报价员和技术说明书的制作者。
公司投产没多久，厂里最宝贵的设备（一台德国进口的二手300吨压床）就坏了，集装箱的两个关键部分，角柱和底侧梁，都需要这台压机，工厂只好全线停产。德国人一个星期之后才能派人来修，维修工期也要十几天。工厂里有三四个工程师，丹麦总经理找到他们，个个都摇头。
有一个工程师对总经理说：“小麦是学自动化的，他可能搞得定。”总经理真的去找“小麦”了：“听说你是学这个的？”小麦说：“是的。”“机床坏了，反正也是闲着，你能不能去弄一下？”“小麦”很实在：“行，我去修。”他在仓库里拿了个工具箱。一没经验，二没图纸，绘图员、产品报价员、技术说明书制作者“小麦”貌似镇定地走到压机前，开始有点犯蒙。
要修理，先拆机，学过机械的“小麦”还是反应快，迅速找到了“窍门”，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拆一下装一下，开机试试；拆一下装一下，再开机试试。无事可做的工人围了两圈，一边看他“表演”，一边窃窃私语。
第二天早8点，小麦又来了，重复头天的工作，却也点燃了有装备和焊接经验的工人的“自信”，工人师傅说话都实在：“小麦，反正也是闲着，我们帮你，你让我们拆哪儿，我们就拆哪儿。”又拆了一天，“小麦”摸到门道了，弄清设备的运行原理。第三天时，他判断是一个阀门坏了，去仓库查了查，没想到还真有这个配件。拿过来装上，试机，成功。
“小麦”的这次冒险让他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慢慢进入管理层。懂点英文的“小麦”天生具有一种凝聚力，他在外方管理层和中国工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甚至工人为无法得到兑现的承诺而罢工时，外方管理层想到的办法还是找“小麦”：他和几个工头喝了一顿酒后，工厂就神奇般地复工了。
这传奇般的冒险似乎有些偶然，如果他失败了，不过是鲁莽少年的一次笨拙“表演”，很快便会被人遗忘，但在深圳特区这片最初的自由市场之地，有冒险精神的人总是有机会脱颖而出，麦伯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次的成功背后，是一个人勇于承担责任的、“笨拙”但实在的行为方式。
麦伯良就用这种方式和中集共同成长，16年之后的1992年，他升任中集代总经理，开始有机会把自己的“笨拙”精神和行为方式注入公司管理中，实现他成为“世界第一”的梦想。
执著与“笨拙”
1992年，中集十年之时，已经是一家小而强的集装箱公司了。1994年公司上市后，利用筹集到的资金，先于当时处于集装箱龙头地位的韩国企业在国内各大港口布局，抓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集装箱行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机遇，最终实现成为行业领袖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个故事。
日本物流业十分发达，公路、铁路联运非常成熟，是公认的代表世界最高标准的集装箱市场。1998年，日本人开始试探式地使用中集的产品，他们采用三种不同的检验方式来表达对中国产品的“另眼相看”：日本产品免检、韩国产品抽检、中国产品全检；而且对中国产品还有个特别规定：在中国境内验收合格不算数，甚至图纸也不算数，都要在日本本土接受验收才算合格。
日本人的偏见并不是没有根据，中集接连为日本客户生产的两批集装箱都出现了质量问题，日本客户甚至跟中集人员摆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后（集装箱）都不会给你们做了。”中集专程派往日本解决问题的人，敏锐地发现日本人的集装箱顶板是平的，容易损坏，建议改成波纹形的顶板，用免费赠送样品的方式，才又争取到一个机会。
2000年时，中集对自己的产品已经充满了自信，但日本人还没准备好摆脱“有根据的偏见”。麦伯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请日本的检验专家，把中日韩三国的产品搞一个“盲检”，在不知道产地的前提下评估质量。日本人安排二十几位专家做了正式测评，得分分别为87、86、64。在揭开蒙在标签上的红布之前，除中集的代表之外，所有人都认为64分之下，必然会出现CIMC（中集）的标志，然而他们错了，那是一家韩国公司的产品。中集的最终得分是86，与日本产品仅一分之差。
麦伯良说：“客户从不相信你，到认同你，再到尊敬你，最终追随者你，这是一件非常困难但也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要做这样“有意思的事”，只有执著是不够的。
中集从开始做集装箱就面对商业环境相对公平的国际市场，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必须面对一些令人无奈的现实。以产品检验为例，集装箱本质上是一个来样加工的产品，客户确定标准和材料，派决定权很大的验箱代表来签字验收。为了讨好验箱代表，不受刁难，集装箱的销售人员不得不做一些与品质无关的事情，比如请他们吃饭、到KTV唱歌等等。
在提高产品质量之外，是一味迎合和搞定检验员，还是在更高层次上占据主动？中集选择了后者，它在产品设计、生产流程、销售管理方面率先探索并制定标准。在当时集装箱标准化率不到50%的现实下，经过多年的努力，于2001年基本建立了统一设计、统一采购和统一销售的标准化体系，彻底颠覆了行业“潜规则”。2003年开始，中集又主动参与到ISO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此后在一系列与国际相关组织的互动中，中集的意见发挥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标准制定中开始取得话语权。
2002年，他们又瞄准高端产品和技术，从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为出发点，进军专用车辆行业，长期以来，在国内专用车“多拉快跑”的畸形要求下，即使在面对非理性膨胀的市场机遇面前，也没有降低自己的产品技术和质量。
这是一种立足于“后天”，难以短时间创造华丽业绩的，看上去有些“笨拙”的方法，但中集坚持用这种方式开始自己的多元化进程，成为后来进军其他行业的“标准打法”，当下仍在艰难行进的海洋工程业务同样如此。
胸怀决定公司命运，小企业也可以做“大生意”，这不仅意味着它的投资和利润，而是自我定位和行为方式是否“大气”。在提升自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客户要求的同时，这些做“大生意”的企业，还会考虑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对的事，甚至成为某种标准和方向。
总是做“大生意”的企业不会一直“小下去”，总是做“小生意”的企业却很难“大起来”。
“放弃”权力
2002年，麦伯良对公众说了一句颇为激动人心的话：“给我15年，还社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这句话引出了一个更大的故事。
这一年，中集开始谋划车辆业务，实质推动多元化进程。基于麦伯良对世界级企业的看法，多元化业务并不意味着“花瓶”式的数据和装饰，而是可以实现良性循环的一片片“森林”，成为各行业中受人尊敬的领导者。
但是，谁来拓荒和管理这些“森林”呢？显然，仅靠一个麦伯良是不够的。集团副总裁吴发沛介绍，早在2002年，麦伯良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多种业务板块不断发展，公司要想在这些领域都实现领先的目标，需要更多“麦伯良式”的领军人物。
近距离观察中集达十年之久的润晖投资资深董事郑贤玲说：“不客气一点地说，中集的历史形成了这样一种结果或者说企业文化，‘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带了一群执行力极强的干部，养了一批按部就班的人’。”
对中集而言，这是无法做价值判断的历史经验，以集装箱业务为主要支撑点的前20年，逐渐形成的以麦伯良为核心的内部运转模式极具效率，麦伯良以其自身能力和人格魅力和以业绩导向为核心的激励模式，不仅成为中集干部的向心力，也赢得了客户的尊敬。一位集团员工钦佩地说：“如果集装箱业务需要订单，麦总可能只需要给客户打几个电话，就可以搞定。”
2016年到2016年，中集遭遇“环境冰点”，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贸易坠落式下降，让中集集装箱业务连续15个月没有接到订单。尽管在多元化业务支撑下，中集整体还在盈利，但管理团队已在沉闷的空气中“思变”，逐渐形成变革的“组织温度”。麦伯良下定决心，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组织变革。
2016年，中集开始“升级”行动，组建9个业务板块，实现集团分层管理，让更多人成为中集事业的担当者。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集中精力参与到与“升级”行动相匹配的“领导力发展计划”，把业务板块决定权交给参与培养的板块领导人手中。
在行动开始之初，某板块的新任领导在业务战略上与某领导班子成员出现分歧，该成员找到麦伯良，让他“撑腰”，麦伯良协调了两次没有成功，于是他又选择了一种不免“笨拙”的方式来表明态度：“躲”了。最终该成员决定离开公司。在四万亿刺激下，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庞大工程机械市场面前，这位板块领导人收缩产能的战略确实令人无法接受，但他在加大技术研发投资，四万亿狂欢过后，又推出更具竞争力的新产品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当问及“失去”权力感觉如何时，麦伯良说：“感觉很好啊！我看重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中集持续健康的发展、‘共同事业’平台的不断扩大。权力当然重要，它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做事的空间，如果它妨碍了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重新调整。”他说：“在业务上，现在我说了不算，要是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怎么办？洗个澡、睡一觉就好了，要不怎么办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少中国企业的诞生和演进，一直伴随着对西方现代企业的模仿，在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面前，中国企业总是忙于扩张，而无暇顾及组织变革。无论是基于当下的新经济形势，还是着眼于未来持续发展，在已经形成规模的中国企业面前，任何形式的简单模仿都已经不可靠，必须立足于企业本身的历史和现实，主动启动这场变革。
相对“变革”，“实业家”麦伯良更喜欢用“升级”来描述近年来中集的变化，即使这种变化与过去相比有显著不同。这家在十几个大小领域都赢得“世界第一”的企业，仍然认为制造业升级有很大的空间，它充满在更多领域寻求拓展的“野心”。
中集将近年来开展的仍然处于战略亏损状态的海洋工程业务看作自己的“后天”，他们要在这个代表工程制造的“桂冠”之下，用他们一贯“笨拙”的行为方式，做国际范围内的领航者。
自省者李东生
两次危机、两次重生、两次回归。
文│本刊记者 冯嘉雪
“今晚跟7月份出生的同事一起过生日，也纪念我加入TCL30周年。三十年如一日，实业报国的信念未曾改变。”2016年7月1日晚，切完蛋糕的李东生用TCL臻智手机发布了这条微博。年过半百的李东生已知“天命”： 一个人用自己最精彩的三十年，可以只做一件事，实业。
妻子魏雪也许是最了解他的人：“他看起来平静，但内心力量充沛，这么大的压力，他都能咬牙忍着。真是曾国藩那句话：打掉牙和血吞。他曾经说：‘我是做工业的，不比你们文化人，自由浪漫。做工业就要扎扎实实，抬头看天，低头赶路。’”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这位“船长”带领TCL劈荆斩棘、历尽艰险，把一家开办时仅有5000元资产的小企业做成一家颇具竞争力的国际企业，却往往忽略他从“个人英雄”到理性企业家的成长。
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李东生这一代人总是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期望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也认为自己负有做一家世界级企业的责任。激情固然激动人心，却也容易让人犯错，想做一件事不难，如何做好，永远是一个更有超越性的命题。
“我有很多毛病，但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会自省。”李东生说。这位爱写文章的企业家，总是在TCL陷入困境时，用自己的文字与员工乃至同行共勉，相比于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更愿意用返回自身、冷静思考的方式将自己要做的事坚持下去。
《市场经济既讲竞争也讲规则》与《鹰的重生》是李东生所写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篇文章。两次危机、两篇文章、两次重生、两次回归。这既是不断向上、超越自己的痛苦蜕变，也是一个自省者找到并确认实业与事业原点的坚持与智慧。
最强大的“对手”
在李东生的记忆中，1996年是TCL“历史性转折”的一年。是年，在李东生的主导下，TCL集团成功兼并了香港陆氏公司彩电项目，自此，TCL无需再为货源问题而苦恼了。几乎同时，一场由当时的彩电业老大长虹点燃的一场改变该行业格局的价格战就摆在他面前。
1988年，长虹就在一次价格战中，成功地将中国彩电企业从200余家减少至60多家。1996年，长虹祭起“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大旗，表面上是要反击市场上风光正劲的日资彩电品牌，实际上是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将国内彩电业重新洗牌。
TCL率先跟进，几个月后，原先宣布不降价的其他知名彩电企业，也无奈地加入这场大战。1998年，长虹发现价格战不仅使自己的利润消耗殆尽，其垄断市场的梦想也没能实现。相反，1998年9月，TCL却宣布他们的彩电月零售总量首次超过了长虹。
长虹又开始了新的筹划：悄悄收集彩电基本配件——彩管，试图将同行逼到绝境。当年11月，长虹总裁倪润峰宣布：长虹已经握有国内76％的21英寸彩管、63％的25英寸彩管和绝对比例的29英寸彩管。长虹还向媒体放出一番狠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在稳定市场的同时，李东生第一次对行业、市场和自己进行反思：企业如何在竞争中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如何认识、处理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1999年，他写下了《市场经济既讲竞争也讲规则》一文。
“若以销售量或市场占有率为标准，这场彩电价格战结果总会有人胜出；但若以企业经营收益的合理性为标准，这将是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消耗战。从企业利益损失的角度来看，也许长虹自己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李东生在文章中说。他从水平低下的市场缠斗中将眼光抽离出来，开始冷静思考：TCL应该做些什么，是永无休止地被对手牵着走，还是另起一行，争取主动？
TCL开始改变自己的销售模式，逐渐摆脱当时家电企业惯用的大流通模式，着手走自建通路、精耕细作的路子，解决了通路经销商不可控制的老难题，也对长虹形成了致命一击——市场重心的下沉架空了大流通商，长虹的通路优势一夜之间成了“通路包袱”。
几番价格战后，TCL不仅没有被淘汰出局，反而在业内脱颖而出。1999年11月，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次年，TCL跻身于中国电子百强三强之一。李东生说：“一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一定要把对手打垮，但必须超越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最大的市场竞争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实业持久战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李东生每年都到美国参加消费电子展。看到索尼、飞利浦等知名企业的辉煌展台，他总在想：什么时候TCL能赶上并超越这些企业？
在他看来，中国的家电企业想要做大，国际化是必由之路：“别人是用全球的市场，全球的资源，来和我们竞争，如果我们只守住本土市场，是很难守住的。”1998年，TCL试水国际化，初战越南市场告捷，这让李东生充满了乐观情绪。
2003年，TCL开始与当时已亏损17亿美元的法国电子巨头汤姆逊公司洽谈收购事宜。面对风险，李东生看到的更多是机遇：“国外正在赢利的公司当然不会卖给我们。机会出现时我们一定要抓住，如果坐等国际化成功经验，我们还有机会再去收购汤姆逊吗？”
李东生有他的意图：借助并购首先可以为TCL建立一个全球化的业务架构体系，其次可以利用汤姆逊的渠道和品牌打入欧洲市场，最后他希望以此提高TCL的技术。2016年7月，TCL多媒体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彩电业务，同年，TCL又闪电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的移动电话业务。
这一次，趋势似乎并没有站在TCL一边，尽管李东生已经预料到全球彩电业将实现从CRT到平板的转型，但他没有料到这一场转变来得如此之快。几乎是一夜之间，家电市场上已经充斥着平板电视，汤姆逊的CRT技术几成废纸。从2016年起，TCL经历了长达5年亏损的严冬，李东生也在痛苦中度过“一生中最难过的日子”。
一度，李东生也对自己的国际化战略产生了质疑。冷静思考后，他将战术失败和战略趋势区分开来，在对产品和技术的判断上，以及人才跟进上，TCL有重大失误，但是，走国际化道路，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则是正确的选择。
经过半年多的反思，李东生悟出了“持久战”的道理：国际化是一个长远的战略，不能急功近利。2016年6月的一天，李东生将自己的心得写成《鹰的重生》，在公司内网上发表。
2016年7月，李东生在与150名高管一起走“延安行”时，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他说：“我们必须明白，TCL目前面临的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企业文化的某些方面发生了改变，在于我们未能将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实到位。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变革TCL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使之成为我们TCL国际化事业的有力支持，而不是阻碍我们发展的瓶颈。”
以文化变革为突破口，李东生为TCL引入了新的人才，并对TCL实施了流程再造。随着2007财年的结束，TCL集团终于扭亏为盈，摆脱退市的阴影，顺利走出沼泽的TCL也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
年过半百的李东生，不会再轻易地设下短期目标，行事风格的淡定并不代表理想主义的淡化，中国企业家已经带着他们的企业飞奔了30年，李东生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实业之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做实业是长跑。不看短期谁领先，只看谁耐力最好，最终获胜的一定是那些坚毅不拔并对困难做好充分准备的选手。”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战士们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时候，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传世了300年。在工业革命的“羊吃人”时代中，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对立情绪无法释放，最后导致建立在理性和正义基础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异化出产业工人的极端革命行为。
但是，谁都清楚，企业要有效运转，资本家和工人同样不可或缺。在工业革命时代，以钢铁、水泥、纺织等为代表的重资产工业大行其道，资本家的发明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达尔文广泛传播的“优胜劣汰”理论，以及西方社会关注个人奋斗的精神，使得资本家对产业工人的关怀并未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一任务最终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得以实现，1889年，德国先后通过了《健康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退休金保险计划》三项保险立法，开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到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式签署了《社会保障法》，通过强制立法的方式要求企业为员工提供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得员工和企业家的对立情绪减缓，而北欧国家随后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更是将这一制度发挥到极致。除了国家之外，企业也越来越关注如何使得员工与企业发展的利益一致。1952年，华尔街发明了股票期权（Stock Option）制度，公司授予员工购进公司股票的权利，员工凭借该权利按约定价格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买入本公司的股票。除了薪水之外，员工在企业所能获得的回报来源于公司股价的上涨部分，而从长期看，只有通过员工的一致努力，企业才能取得良好业绩，股价才可能上涨。实行股票期权的目的，是要在员工与企业长期利益之间建立资本纽带。1974年，股票期权制度得到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认可，随后在全美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球排名前50位的大公司中，有80%的企业已经执行该制度。到1999年，几乎100%的高科技公司，大约90%的上市公司都有股票期权计划。随着风险投资在硅谷的崛起，美国高科技公司实行全员持股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20世纪以来，轻资产工业开始大行其道，人的作用在企业中凸显出来。企业对员工开始从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过渡。192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到西屋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进行了长达九年的“霍桑实验”，揭开了对组织中人的行为研究的序幕。1954年，彼得•德鲁克在其《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源”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企业对员工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除了使用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等利益机制提高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之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开始关注员工的个人成长、健康、生活等各个方面，Google推出的“死亡福利”计划更是将企业对员工的关怀从生前扩展至死后。
从公司的本源来看，股东们建立一家公司的目的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在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股东利益是一家公司的最高利益。但是伴随着生产资料作用的弱化，此消彼长之下，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核心作用，越来越多的公司对股东、员工、客户、社区等几个要素的位置进行重新排序，比如阿里巴巴就提出了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公司理念。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 也曾表示，“学生和员工利益高于一切”。
另一方面，从行业竞争的角度看，假设我们认定某一领域的精英人才是个常数，本行业的所有公司均想将人才为己所用，同时，行业内的顶级公司均能为精英人才提供优厚薪酬待遇，那么精英们最终的流向将取决于哪个公司更“热爱”他们。在《财富》杂志2012年美国100家最佳雇主排行榜上，Google排名第1位，英特尔排第46位，微软排第76位，思科排第90位，苹果没有上榜。随着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民主时代的到来，以及社交媒体的崛起，一流公司对人才的“关怀”竞争才刚刚开始。
Google式关怀
文│本刊记者 葛成恩
如果说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那么Google最新的员工福利制度则更进一步。
从2016年起，Google推出了一项称为“死亡福利”（Death Benefits）的计划，将福利待遇延伸至员工过世之后。Google人力资源副总裁拉兹洛 博克（Laszlo Bock）说：“Google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生命中最残酷无情然而也是最确定无疑的事实之一，就是在未来某个时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面临自己人生伴侣的过世。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很可怕而且很困难的时候，而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每次经历这种不幸时，都试图设法帮助已过世员工的未亡配偶。”
按照Google的“死亡福利”计划，除了连续16年支付已故员工的半数年薪外，还会把已故员工名下持有的公司股票立即全部给予其未亡配偶，而且已故员工的每一位子女都将每月从公司领到1000美元补贴，直到他们19岁为止，如果子女是全职学生，则延长至23岁为止。此项福利没有任期限制，这意味着Google公司3.4万名员工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此福利。
这项计划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该项福利慷慨大方，而且是因为，与硅谷那些旨在提高员工的幸福感、创造力及生产力的大多数福利不同，提供死亡福利对于Google来说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
创始人先见之明？
自创立第一天起，Google就一直在预先考虑员工生活中的各项重大事件。当Google员工人数还不到100人时，公司联合创始人谢尔盖 布林就开始着手考虑员工福利问题。布林说，Google可以为每一位职工妈妈或爸爸提供一名照看小孩的保姆，而这对当时的Google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Google人力资源部门通常利用三种方法来深入了解员工的需求。第一项是称为“Googlegeist”的年度调查，去确认各个部门员工的想法，分析数据以确定新出现的趋势；第二项是员工资源小组，让志趣相投的员工分享各自的想法，然后将这些想法汇集到人力资源部；第三项是电子邮件的全面反馈，从金融风险忠告、儿童保育选择到咖啡厅的服务质量。博克表示，“在Google，当我们思考员工的需要，我们考虑更多的不是你多大了，而是你所属的特定群体的需求。对于那些处于一个特定阶段的员工，譬如，要照顾年老的父母或孩子或孙子、孙女，我们尽力辨明最好的一揽子福利和计划，去支持任何群体的需求，以满足他们”。
Google员工的超级福利待遇获得了媒体广泛报道，但博克称自己厌恶使用“福利待遇”这个词。他说，“实际上有研究显示，像我们这样的员工福利计划可以提高留住员工的比率，而且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绩效。但是，我们之所以为员工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因为这对公司业务非常重要，而只是因为这是公司值得去做的正确事情。就此而言，员工最好为一家关心你而不是不关心你的公司工作。而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关心员工比不关心员工对公司而言更好”。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彼得 卡普利指出，“这些福利可以吸引那些愿意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工作上的人才”。
隐性福利
除了优厚的薪酬、股票期权和各种物质性福利之外，Google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在于其宽松的工作氛围和内部管理的人性和谐这些隐性福利。
在Google内部，对于员工权利的尊重已经深入到公司文化的骨髓。Google允许每位工程师拥有20%的自由支配时间，让他们去做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诞生了Gmail这种颇受好评的邮箱服务，以及社交网络产品orkut，它的开发者来自土耳其，而orkut正是工程师的姓氏。Google创始人谢尔盖 布林和拉里 佩奇要求员工20%的时间用于求职面试求职者，这意味着员工有40%的时间被用于做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完全不同的事情，Google员工真正成为一个必须对自我负责的人，管理者因此变得轻松。
Google内部在规划任务时，拉里 佩奇经常把员工不分级别集中起来进行头脑风暴，这样一种独特的内部文化，打破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打破了传统的管理内耗，打破了员工思维和自身工作范围的框架，打破了产生官僚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的土壤，属于一种尊重个性的管理新思维。
Google倡导平等的文化，即使是董事长施密特也与普通员工一样，仅有很小的开放式办公区，两个创始人亦是如此。Google内部流传的一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一名Google新聘的秘书第一天上班，但怎么也搞不定复印机，排在她后面等待复印的一位先生耐心地教她怎样使用。学会以后，这位新秘书才发现教她的人居然是公司的CEO拉里 佩奇，而过了几天后她才明白，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必须自己复印，因为Google的文化是“职位不同只能代表你决定的事情不同，不代表你就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Google公司人人平等，这里的管理职位更多是强调服务，工程师们受到更多尊敬。在Google，每个人距离总裁的级别可能不超过3级，这与传统的大公司完全不同，要知道Google是一家市值2300亿美元，拥有3.4万名员工的巨头。
Google有一项传统，每逢周五，Google的两位创始人佩奇和布林以及董事长施密特都会与员工们共进午餐。在一个可以容纳近千人的餐厅，大家甚至可以坐在台阶上。此时，Google员工会向创始人提出种种“非分”要求，两位创始人多数情况下都会满足员工的要求。比如有人希望在工作时可以带宠物上班，两位创始人应允了，但前提是宠物不能乱叫和不咬人，第二天Google总部就出现了宠物狗。有人希望在公司能够打排球，数周后，Google办公楼中间的草坪变成了沙滩排球场。
在Google，员工不必西装革履，公司的十大信条之一就是“认真不在着装”。Google的每个人可以选择在自己的时区里工作，或者清晨5点就开始忙碌，或者整晚不睡而白天休息，以弹性工作制体现企业对员工工作操守的充分信任。
Google员工认为，在短短的十四年时间里，Google就从一个搜索引擎公司成长为一个在多领域领先的科技公司，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内部的平等、透明和以人为本。美国广播公司今年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Google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科技公司，超过了苹果、Facebook和Twitter。
资料：Google福利清单（据不完全统计）
为了让员工保持健康体魄，Google开设了一座大型户外体育中心，内设足球场、篮球场、两个网球场、两个室外地滚球场、两个用于掷马蹄游戏的马蹄坑、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及一个曲棍球场。
Google总部共有4条保龄球道供员工预订，Google舞蹈工作室有31种课程供员工选择。
Google一直为员工提供免费美食。Google总部食堂已经由11家增加到25家。新增的食堂中包括专门供应亚洲美食的Cafe Gia和Cafe 150。
久坐不利于健康。Google员工只需使用Ergolab软件下单，就能收到与其身高相配的办公桌。
Google员工可以申请本地海鲜，最多花上25美元，每名员工就可买到2磅重的生鱼片。
Google为员工提供免费的Android系统手机。
Google为员工个人的电动车、斜躺车以及其他的交通工具提供免费定制装饰品。
Google员工如果即将做妈妈，可以享受12周的产假；如果有上了年纪的女工程师很可能不会做妈妈的，她们能够获得两周的假期，并在假期获得50%的工资。Google的新爸爸们享受6周的带薪假期，而妈妈们在孩子出生后有18周的带薪假期。
如果雇员想要享受双人蜜月，Google就会为他们在城市郊区提供一间双人床的安全小屋。
Google每月为所有的员工支付购置熔岩灯1500美元的费用。
Google员工可以使用公司免费的交通工具。
Google为员工提供免罪的美发服务，男士和女士可以定制各种造型。
Google为员工提供免费按摩治疗。
Google为所有的雇员提供了不同等级的免费理财计划。
每名新到Google的员工都将得到100美元，用于装饰办公室。
海底捞的“家庭”管理
员工视海底捞为第二个家，为之真心付出，甚至为这个家拼命。海底捞出色的服务就是这么来的。
文│黄铁鹰
“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止海底捞了！”这本是蹿红网络的一句戏言，如今，海底捞却想用自身行动显示这句话的力量。
随着在美国、新加坡开设分店的消息被证实，海底捞正式进军海外市场，近期还有媒体曝出海底捞欲涉足商业地产，为其上市做准备。虽然对于这家凭借“超级服务”赢得中国市场的四川火锅店能否得到国外消费者的欢迎众说纷纭，对其进入地产行业的评论也很多，但不可否认，海底捞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2016年，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黄铁鹰主笔的《海底捞的管理智慧》 成为《哈佛商业评论（微博）》中文版进入中国八年来影响最大的案例。2016年，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特刊部策划、黄铁鹰主笔的《海底捞你学不会》出版，成为管理畅销书。一夜之间，几乎中国所有的商学院都开始讲授海底捞，几乎中国所有企业都开始学习海底捞。尽管如此，就像书名说的一样，中国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学会海底捞。原因何在？就因为这是一个关乎人和人性的故事。
技校毕业的张勇，发迹在偏僻的四川简阳，一切经验都摸索自简陋的麻辣烫店。他的逻辑很简单：“公平”。这词一点都不陌生，向来是人心最普通、却殊难成真的诉求之一。但张勇却把这简单的口号贯彻到海底捞治理中。员工视海底捞为第二个家，为之真心付出，甚至为这个家拼命。海底捞出色的服务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家”
让员工用心工作，这是全世界老板都想征服的珠穆朗玛峰，可是真正做到的却凤毛麟角。
张勇的答案却很简单：“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就对你好；只要想办法让员工把公司当成家，员工就会把心放在顾客上。”
中国人信仰的东西不多，家最能触动神经，一生的追求与荣辱都同家连在一起。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公私不分。家的成员很多，地位有高有低，可每个家庭成员都愿意为它做出最大贡献。
怎么才能让员工把海底捞当成家？好像一切问题的答案在张勇这里都变得很简单——把员工当成家里人。
杨小丽的故事是一个注脚。她是海底捞唯一的副总经理，家在四川农村，上世纪90年代初，两个哥哥做蜂窝煤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惜后来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杨小丽只好到海底捞干起了服务员。
快过年了，杨小丽的妈妈来到店里，原来是一个债主今年来得早，把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妈妈让小丽想想办法借800元钱，否则别的债主打发不了。
海底捞每月发的工资在杨小丽手中从没超过半个小时，就进了海底捞旁边的邮局。她每月只给自己留10元。一起打工的姐妹也都要回家过年，去哪儿借这800元？没办法的女儿跟着妈妈哭红了眼。
小丽送走妈妈后，张勇知道了此事。他让公司借给小丽800元。小丽说：“每月从我工资里扣吧。”
“扣了，你家不还没钱？年底再还吧。”
过年了，公司发奖金。杨小丽觉得肯定没自己的份儿，奖金要还那800元借款。可是会计找到她，让她去领奖金。
小丽不解地问：“我还有奖金？”会计告诉她：“张大哥说了，你家还债的800元由公司出。”
为了家，杨小丽敢拼命。国外打架最多的地方是酒吧，中国就是餐馆。在中国做餐馆，如果没有过打架那一定是有菩萨保佑。特别是海底捞这种营业到深夜的餐馆，店越做越火，麻烦自然就多起来。
一天，三个男人同西安海底捞的服务员吵起来，并且动手连打了两个女服务员。海底捞男服务员把对方打了一顿。结果不到三个小时，对方来了两辆卡车，跳下60多条手持棍棒的大汉。条件是：给5万元赔偿，要不就砸店！
杨小丽一声令下，100多员工冲出店。男员工在前面，女员工在后面。她，一个不到一米六，21岁的小女子，站到了中间。那60多大汉站在马路对面，硬是没敢过来。
“忘了害怕。当时就想一件事，这个店装修花了那么多钱，绝不能让他们砸。”杨小丽说。
海底捞进入西安十几年了，共有八间店，打过很多次架。杨小丽经常进局子，最长一次，被公安局关了一夜才放出来。
信任是一种尊敬
人不仅需要爱，还需要尊敬。对员工的尊敬就是信任。
在海底捞，每个人都能有被信任的感觉，这种信任的标志就是授权。张勇在公司签字权是100万以上；100万以下是由副总、财务总监和大区经理负责；大宗采购部长、工程部长和小区经理有30万元签字权；店长有3万元签字权，这种放心大胆的授权在民营企业实属少见。
张勇对一线员工的信任更让同行匪夷所思。一线普通员工有给客人先斩后奏的打折和免单权。不论什么原因，只要员工认为有必要都可以给客人免一个菜或加一个菜，甚至免一餐。这等于海底捞的服务员都是“经理”，这种权力在其他所有餐馆都是经理才有的。
2016年春天，张勇被请到北京大学给MBA学生讲课，一个学生问：“如果每个服务员都有免单权，会不会有人滥用权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免单？”
张勇反问那个学生：“如果我给了你这个权力，你会吗？”
整个课堂200多个学生，一下子鸦雀无声。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信任，海底捞也有滥用权力的员工。
当海底捞赋予服务员免单权的同时，就意味着公司必须要承担极少数员工对权力滥用的风险；同时，还必须承担当少数人滥用得不到制止时，权力就有可能大面积被滥用的风险。
海底捞是如何监控这种员工被大面积授权的？那就是海底捞的特殊干部选拔制度：除了工程总监和财务总监之外，所有干部都必须从一线服务员做起。这条晋升政策甚至极端到包括厨师长的职位。原因是不论你的厨艺多么好，没有亲自服务过客人，就不知道服务员需要什么样的后厨支持。
这样层层选拔出来的管理者太清楚了，什么时候员工才必须用免单这种极端方式让客人满意。因此，有心作弊的员工能骗过他们一次，但不可能逃过第二次。
除了有效的监督之外，人的自律也使海底捞员工的免单权没被有大面积滥用。
双手改变命运
管理者最难的事，是让别人相信明天的大蛋糕会有自己的一份。张勇却让海底捞的员工们相信了，双手能改变命运。
师洪桥是北京海底捞的一位普通员工，童年家里连一个鸡蛋都很难吃到。看到小朋友们吃冰棒和方便面她都很羡慕。
后来她和哥哥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可父母只能供一个。“那天晚上，我爸爸哭了，妈妈看着我说，孩子，你就让你哥上吧。他是你爷爷的命根子，你爷爷生前就一直想让他上大学。”
师洪桥什么也没说，就把录取通知书撕了。
她后来和妈妈都进了海底捞打工。现在拿的工资除了给哥哥寄生活费外，还能给自己买新衣服和零食。
杨小丽当年开创了海底捞在西安的市场，最初大门打开，硬是没客人来，真急死了。她看到电线杆上那些办证开发票治性病的小广告可以随便贴，也带着几个服务员去贴小广告宣传海底捞。第一天没事，第二天就让城管抓到了。她哭天抹泪折腾了一通，一分钱罚款没交，还把城管科长拉成了客户。
张勇不仅让他的员工相信了“双手改变命运”的真理，还让他们在海底捞享受到了人“生而平等”的待遇。海底捞评价员工或晋升的标准不是学历、出身、背景这些因素，而是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干。只要能干，也能像杨小丽一样，通过晋升到管理职位改变命运。
张勇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管没成文，但他说的东西，海底捞人真信。
他如此许诺：在海底捞做店长超过一年以上，不论什么原因走，海底捞都要给8万元“嫁妆”。他的解释是：“海底捞工作太繁重，能在海底捞做到店长以上的，对海底捞都有相当贡献。所以不论什么原因走，我们都应该把人家的那份给人家。小区经理走，我们给20万；大区经理以上走，我们会送一间火锅店，差不多800万。”
然而，在海底捞十几年的历史中，上百个店长以上的干部，只有3个人拿走了海底捞的“嫁妆”。
张勇的故事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创始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勇总被商学院请去讲授管理之道，他说的最多的总是“双手改变命运”、“把人当人看”、“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话，这不得不追溯张勇的创业过程。
1971年，张勇出生在距离成都80公里的四川简阳。父亲是农机厂的厨师，母亲是小学教员，张勇下面有两个弟弟，家里还有奶奶。
张勇的童年虽然贫穷，但并没有占据他全部注意力，他的兴趣在于读书。上个世纪80年代，简阳有个免费图书馆，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张勇就成了那里的常客。他很快看完了图书馆里的言情和武侠小说，之后又把躲在角落里的卢梭、尼采、巴拉图、孟德斯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囫囵吞枣看了一遍，甚至把《第三帝国兴亡》读了三遍，还有耐心看完了《上帝已死》这样的书。
然而，张勇却不是一个安于在国营企业做一辈子电焊工的人，20岁时就开始四处寻找生意机会。被汽车上兜售假金表的骗子骗过，经历过倒卖汽油的失败，22岁时，张勇终于发现了成都有一种很受欢迎的小火锅，于是，他在简阳找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街边店，开始了他第三次生意尝试。
张勇虽然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但他却算不上是一个精明的人。汽车上，人家说手上是一块价值1200元的金表，他就相信并买了下来；第一次开火锅店，房主告诉他租金180元一个月不贵，他就一口答应下来；海底捞刚刚开张要定做正规火锅桌子，老板收他每张440元，事后才发现被多收了300元。
世界就是如此奇怪，任何事情都好坏参半，张勇相信别人的性格，不可能不延续到他对海底捞的管理上，他对海底捞员工和干部的信任也是天下无双。这就是海底捞服务员有给客人送菜、打折和免单权力的源头。
海底捞最初有四个股东，除了张勇，还有后来成为他太太的舒萍，他在技校的同班同学施永宏，以及施永宏的太太李海燕。海底捞在相当长时间内管理得比家族企业还家族，四个股东既是老板，又是员工，还是两对恋人。顾客来了，大家凭着自觉性干，客人走了，就喝水聊天打麻将。
看着这支忠诚但散漫的队伍，张勇觉得这不是干事业的做法。他很快采取了行动，简单而有些无情。除了很早就让自己的太太回家，2016年他让施永宏的太太李海燕也回家了。2016年在海底捞生意快速起飞的时候，张勇竟让在法律上跟自己平起平坐的股东、最忠诚的死党、20多年的朋友，同他一手一脚创建海底捞的施永宏也下岗了。
张勇对施永宏的处理，让人不能不想到卸磨杀驴，而且杀得毫不留情。作为朋友，张勇显然不厚道；然而，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张勇无疑是优秀的。因为海底捞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就必须解决家族企业创业者天花板的问题。否则，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在海底捞有大作为。张勇的两个弟弟也都曾在海底捞干过，但最终也因不符合张勇的标准，从海底捞走了。张勇的不讲情义，在他对施永宏的处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管理创新论坛请张勇去讲话，张勇说：“我们的管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员工都很简单，受教育不多、年纪轻、家里穷的农民工。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人对待就行了。”
把人当人待，也算管理创新？
对，这就是海底捞最大的创新。
慈善升级
陈光标又火了，这次不是因为高调行善，而是他宣布要卖罐装新鲜空气。
从高调宣布裸捐到大秀“人民币墙”，再到砸大奔倡议环保，这位中国前“首善”每一次的行为都会引起一片哗然，是行善还是作秀？质疑声中，陈光标被贴上了“暴力慈善”的标签，却没能成为正能量的代言。
与之相比，中国现任“首善”曹德旺就高明得多。尽管他的慈善行为被称为“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可他成立的河仁慈善基金会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基金会，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例直接股捐慈善。曹德旺也被看成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榜样。
看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和两种方式，却是在同一背景和环境下各自作出的选择，这个背景就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成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可我们的现代慈善事业却比欧洲晚了整整3个世纪。1993年，我国建立了第一家慈善会，这才开始了现代化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中国慈善保持着迅猛发展。
然而，这种发展是粗放的，是伴随不稳定因素的。正当慈善成为一种时尚，一场潜伏已久的危机爆发了。2016年，一个叫“郭美美”的女孩儿蹿红网络，炫富背后牵连出的是民众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以至于前十几年的积累都变得摇摇欲坠。
显然，中国慈善需要一次升级。
透明。细化高效的信息公开能够促进“每一分善款用在刀刃上”，并且“来去有踪可寻”。若是慈善机构花掉的每一分钱都能公开透明，陈光标也许就不会亲自去发钱；若是人们的捐款能够完全送到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中，曹德旺也不会提出那些苛刻的条件。
陈光标和曹德旺，代表着中国慈善事业的两种态度，但殊途同归，当两个人走到同一个路口时，也许就是中国慈善真正成熟的一天。
制度。早在一百多年前，世界慈善事业就已经跨入基金会时代，完成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而中国当下的慈善体制，显然还停留于政府主导，权力仍是慈善主体。由政府转向市场，这是一次革命。曹德旺说：“我谁都不相信，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只相信制度”，所以，他不仅做慈善，还建设慈善。
全民。在中国，富人、企业家是从事慈善事业的主体，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则十分低，而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全民慈善。由“明星”扩展到“草根”，这是全民公益的开始。从“微博打拐”到“免费的午餐”，再到“大病医保”，作为草根慈善代表的邓飞已经相当“专业”，其发起的几次公益行动不仅得到了民间力量的支持，甚至也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就在他发起“大病医保”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就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落实后，参保的大病患者在通过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的报销金额可达50%以上。这不仅是邓飞的又一次胜利，更是民间慈善组织的一次进步。
升级远不止于这些。基于文明时代的理性慈善、法治时代的法制慈善、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慈善⋯⋯
不需要失望，在中国，不乏由心而生的善，也不乏出于理性的爱。曹德旺们竖起了标杆，邓飞们正在继续创新。
曹德旺：中国首善“做社会”之道
在曹德旺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是对企业产品、客户、员工的责任，慈善责任需要有，但不能苛求。
文│本刊特约记者 胡谐
曹德旺退休前把想做的事都做了，剩下的，他打算接受天命，“天下事，大事小事，欲了了之，不了了之。我再管两年三年又如何？早晚还是要结束。”不久前老曹这样回答记者的采访。他信佛，信缘分，尽管他是个很倔的倔老头。
现在，大儿子曹晖正式接手福耀玻璃的日常运作已经两年有余，退休后的老曹更喜欢呆在自己的豪宅里陪家人，逗孙女。
2016年，是曹德旺最受瞩目的一年。倒不是因为他的福耀玻璃有什么事。这家公司在老曹手里一直算走得稳稳当当，曹晖接掌后，也未见风波。去年之所以是曹德旺最红的一年，就在于他落实了第一笔真正的股捐，并因此成了中国首善、“真正的正能量”代表。
与过去几次股捐不同的是，曹德旺的股捐是真捐，真金白银地把钱给了出去。今年9月，河仁基金会捐出了几笔款项，对象仍是老曹熟悉的慈善会系统，项目仍是老曹所热爱的扶贫助学。
曹德旺的倔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一点，也是大多数人认可老曹的地方，甚至这几乎被认为是他不屈服于世俗而存在的例证，当然大家也都认同一点，那就是老曹所做的事，更多的是发自其信仰的慈悲心，而非真正从系统上改变世界——但这放诸同辈所热爱的“苦逼慈善”之中，已经足够与众不同了。
曹德旺做人做事有自己一套理论和逻辑，他亦严格遵守。
做人
从小在家长制下长大的闽商曹德旺，对待子女甚至公司，也带有同样强烈的家长意识。他向儿孙打小灌输同样的观念：“我虽然捐了很多钱，但找我借钱一个人都没成功过。我谁都不借，也不用人家担保。”
曹德旺生在1946年，在他小时候，为躲避动荡的时局，父亲清理掉上海的生意，举家迁回老家福建，却在途中遭遇沉船，自此家道中落。年轻时为了生计，曹德旺曾经倒过烟丝、卖过水果，1983年起承包了福清市一家亏损的乡镇玻璃厂，并用20多年的苦心经营，将之发展成为汽车玻璃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的大型跨国工业集团。
他至今记得年少时，每天有固定的一两个小时，他被父亲叫到自家的客厅里垂首而立。父亲一边抿着酒，一边给他讲自己当年做生意的故事和道理。
“他跟我讲，如果有人向你借钱，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钱，有就拿给他，不要跟他立字据、不要叫人家担保。”曹河仁自己年轻时也曾经前往日本辛苦打拼，头三年刚攒下一点钱，就有朋友来找他借。曹河仁心里没底，又碍于人情，就回去问自己的舅父。舅父说的就是这番话。“你为什么要借给他、要找人担保？如果朋友还不起，就把人家担保人也拖进来了，等于一下子失去两个朋友。”
在曹家要继续经营福耀玻璃的前提下，按他的安排，39岁的长子曹晖是公司的接棒者，成为了福耀集团的总裁。女儿曹艳萍也进入了福耀工作，同时兼任曹德旺对福州市河仁图书馆捐赠项目小组的负责人。小儿子曹代腾在重庆经营与福耀玻璃有业务往来的重庆万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去年7月，福耀玻璃斥资1.57亿元收购了万盛浮法玻璃。
为了磨炼儿子，他曾经不顾曹晖的意愿，强势地把他从香港“扔”到美国读书，为此儿子跟他赌气，6年没有给他打电话。
但这几乎是外界获知的曹晖对父亲唯一一次忤逆。但在曹德旺面前，始终是孝顺、低调的儿子。在慈善领域里，曹晖领父命去过央视晚会举牌给玉树捐款，也随父亲一道加入河仁基金会的理事会，但从未发出过有别于父亲的观点与举动，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曹德旺对长子相当满意。唯一的遗憾是，曹晖生活在富爸爸提供的环境里，缺乏锻炼。“我不能像我爸培养我那样，再培养一个曹德旺出来。”
“怎么教育子女？身先士卒。你不希望子女有这个习惯的话，在他面前要先做到。在孩子面前示范，对社会、对所有人表示尊敬，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感到有畏惧。”
在曹德旺口中，几个子女都跟他一样不重钱财。但他仍对王永庆家族式的家产纷争心有戚戚。对他来说，设立河仁基金会，另一个私下里的目的也是为了家族长远。“省得子孙以后为这个事情去吵架。”
曹德旺曾从母亲那里听说，他的祖母在世时曾在佛前烧香许愿，一许子孙逢赌必输，二许子孙有钱被别人借、被别人骗。他从贫苦的少年时代走出来，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富后，才理解了祖母的良苦用心。
他很满意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烟酒不沾、赌博不沾，但自己却又抽烟、又喝酒，还把全家的钱拿去捐。“但是孩子还是得叫我爸爸，不叫还不行。”
做事
曾经的上海永安百货大股东曹河仁在生时没有料到，2016年，他的名字会被中国以慈善的名义重新记起来。这一年，他的二儿子曹德旺捐出价值35.49亿元的上市公司股权，以父亲之名，设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曹德旺解释父亲的名字说。在家乡福州捐建图书馆时，福州市政府本来给图书馆命名“海峡图书馆”，曹德旺不乐意，他想好的名字是“河仁图书馆”。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上工程规划上的一些分歧，曹德旺差点想把已经打给福州市慈善总会的钱转回给福建省慈善总会。
最后是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张明俊打了圆场。张对福州市政府官员说，曹德旺的意见是对的，你这个思想不够解放。香港都是这样的，国外都是这样的，谁有本事捐钱，就用谁的名字。起码你把河仁跟海峡连在一块儿，“河仁海峡图书馆”不是也可以吗。
曹德旺这才满意了。他捐给福清的3亿元的用途之一是在高山镇修建自己和儿子两代人的母校，新校区还在修建中，工地大门上也嵌着他的名字：高山德旺中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是社科院每年《中国慈善蓝皮书》的组织编撰者，也是河仁基金会的咨询顾问之一。初见曹德旺，她觉得曹德旺憨憨的，“不像企业家，像个老农”。但一进入实质对谈，曹德旺数起捐赠资金的现值、五年后的终值、各种税务抵扣，杨团被镇住了。
“他讲数据的时候，我脑子根本转不过来。那些很难算的数字，就从他嘴里很随便地就透出来。而且他算数的时候，跟它平时说话的姿态是一样的，慢条斯理地，但说得让你目瞪口呆。”
在福清，曹德旺轻描淡写地证实了杨团的描述：“上市21年以来，福耀的复合增长率做到30%。我从资本市场募集来的资本总共才7亿，但是分红、派息花了50亿，其中现金花20亿，其他的是送股。整个集团现在所有的自有资本都是企业盈利攒下来的。所以我给基金会算了一笔账，这个股票不能拿去卖，就放在那里。”
能把福耀玻璃带到今天，曹德旺对资金效率的苛求已经入骨。
2016年5月4日，曹跟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协议，委托后者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要求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差错率低于1%，还把公益基金行内10%左右的管理费率压低到了3%，被称作“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的胞兄曹德淦在退休前是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期做省里的扶贫工作，他都认为，扶贫办能把这个项目的正确率做到60%到70%，就很不错了。王振耀也说：“曹德旺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扶贫基金会转移了一部分成本，各地政府也承担了一部分。”
可弟弟不答应。在曹德旺看来，这跟做企业家管理公司时应该是一样的，对方有合同义务，讲清楚交来什么东西、什么质量、什么时候交货。“1%是对质量的要求。我们搞企业的，企业讲PPM（百万分之一）的缺损率，客户对我的要求是万分之一。1%已经可以了。”2016年12月，2亿元捐赠完成后，跟扶贫基金会一同请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给这个项目做评估时，曹德旺对评估小组说。在从5月到8月的项目推进期间，应曹德旺要求，扶贫办每10天发给他一份工作简报，近10万份受资助农户的资料、签名和指纹手印最后也汇总给他。
做社会
在曹德旺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最重要的是对企业产品、客户、员工的责任，慈善责任需要有，但不能苛求，“我个人可以做慈善，但不能绑着公司、员工去做。”
在福耀玻璃，员工患病等困难几乎包办，遇到员工的亲属有病灾，曹德旺还会以个人名义出马救助。“必须管到底，你的问题就是福耀内部的问题。你在我这里工作，我不给你彻底解决了，你就会把很大的困难交给社会。”
遇到武汉水灾、玉树地震，曹德旺一边自己掏腰包，一边还会发动福耀员工捐钱。“我跟管理层讲，对灾区来说碰到这样的事情是一种不幸，对我们企业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培育和检验员工的同情心、责任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但做慈善时，他能理直气壮地对政府提出政策要求，底气也是在于把政府当作家长：“我的事也是你政府的事，你政府的事也是我的事，我们是一家人。中国的文化里，政府是父母官，狗不嫌家穷，子不嫌母丑，她再丑是你的母亲，怎么样也要听她的，你就委屈一下而已。永远错的是孩子，没有错的父母。”
这并不意味着曹德旺认同借慈善向政府寻租的行为，他自己一直牢牢地把控着一个底线。
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张明俊依然记得和曹德旺的第一次见面。张退休前是福建省人大副主任，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就是他的继任者。退休后的张明俊到福建省慈善总会“发挥余热”，做起了会长。曹德旺第一次请张出席活动，是五年前向高山中学捐款500万，建造科学楼的捐赠仪式。“我去了，人家介绍一下，他就给我握个手，然后就不理我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给他摆架子那肯定不行，以后就别见了。”
2016年9月，应邀参加巴菲特和盖茨在中国举办的慈善晚宴时，曹德旺全力推动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已经注册成立。
“中国人知道怎么做慈善，不需要外国人来给我们说教。”曹德旺对巴比晚宴不以为然，“各个乡村的村路、祠堂，大家都知道是有钱人建的，怎么说中国人没有慈善呢。做慈善，最高尚的办法就是不说，不高调。”
但后来曹德旺还是认同了巴菲特的想法，“那一天晚上，巴菲特讲了真话。他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回忆起这一段，曹德旺脸上泛起了“如我所料”的笑容。“他刚刚开始有钱，也先帮老婆买房子、买车，接着给孩子买车，再把钱分给孩子花。后来企业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给孩子也花不完了，他们两个人开始做慈善⋯⋯必须保证做出真正的慈善决定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你正在创办、发展的事业，这是第一。第二，必须满足你家庭生活不受影响。”
有时曹德旺也会玩一些冷幽默，“你们不觉得我今年苗条了很多吗？钱捐掉了，没有钱买东西，少吃了就瘦了。”只是聊起一些不知感恩的受助者，他终于也有点计较的事：“他不知道我们为了帮助他们，自己也要节约。如果自己不很节约的话，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帮助你。”
邓飞：草根慈善的力量
“大病医保”在推广之初就被评价为“一次医疗领域的重大变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邓飞他们又一次成功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出台。
本刊记者 冯嘉雪
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邓飞刚坐下喝了一口雪菊茶，手机就再一次响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微博）来电：“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吧，我想告诉你的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继续做好‘大病医保’这个项目，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大病医保”是继“微博打拐”、“免费午餐”之后，邓飞联合众多公益人士发起的第三个儿童福利项目，旨在为儿童争取医疗资金和公平的医疗机会，让乡村儿童病有所医。
2012年7月18日，该项目在北京启动。仅一个月之后，8月30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就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落实后，参保的大病患者在通过基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的报销金额可达50%以上。
此前，旨在帮助贫困地区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的“免费午餐”启动于2016年4月2日。当年10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一切远比想象中顺利得多。从“免费午餐”开始，邓飞就决定要做“战略公益”，即通过民间慈善行动影响公共政策。“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了。”邓飞对《绿公司》记者说。
一年多中，由邓飞发起的几个公益项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超过100万普通民众参与了捐款，上千名志愿者参与了项目的执行和监督。
这种由民间力量推动的公益行动也得到了政府的肯定。2012年1月8日，邓飞从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手中接过了“中国慈善推动者”奖杯。窦玉沛称，“免费午餐”为中国民间慈善做了一个新的典范。
在由民政部指导的“中国慈善年会”官方介绍中，这样评价“免费午餐”项目：这种源自草根、蓬勃而起，最终影响国家决策的公益行动，在中国公益史上尚属首次。无论其成长速度、规模还是路径，都足以载入中国公益历史。“免费午餐”成功撬动政府行为，也为中国民间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一个改革样板。
从监督到建设
李连杰曾感叹，做慈善太辛苦了，才做了一年慈善，他的头发就白了一半。
“我的头发也白了很多啊。”邓飞说，不过他比李连杰更幸运一些——赶上了微博的兴起，“所以即使没有权力和声望，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只要有一个足够好的想法，通过新媒体工具，也有机会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2016年初，著名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了“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活动。作为《凤凰周刊》调查记者的邓飞也开始关注这个事件并从中寻找新闻线索。很快，湖北人彭高峰多年寻子的故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为了深入报道，邓飞开始跟随彭高峰一起寻找其子文乐。终于，他们发现文乐的照片被一个网友贴在了微博上。此后，仅一周的时间，他们就依据网友提供的线索在江苏找到了被拐卖近4年的孩子。
孩子重回父亲怀抱的那一刻，邓飞泪流满面。参与救援的过程中，作为记者的他却几乎无暇执笔。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获得解救，邓飞建立了“微博打拐”，号召民众在网上提供各种线索。
2016年春节刚过，邓飞以“天涯社区2016年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他们的颁奖晚会，被网友评选为“中国最美支教教师”的蔡加芹恰好坐在他身边。闲聊间，邓飞得知小芹曾在贵州一所小学支教，那里的孩子中午都没有饭吃，只能喝凉水或者睡觉驱赶饥饿。
半个月后，邓飞走访了那所小学，他发现原来当地很多小学都没有食堂。邓飞当时就决定，要为孩子们建立一个像样的食堂，让他们吃上热饭。
回到北京后，邓飞看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项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称，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
如果只是个别情况，邓飞凭借一己之力尚可解决，但当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时，邓飞意识到，他必须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共同面对。
2016年3月底，邓飞召集了几名媒体圈的朋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公益基金，专门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午餐。经中间人的接洽和沟通，他们很快获得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批准，“免费午餐”成为后者的一个专项基金。
该项目正式启动当天，邓飞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公布了捐款账号，并倡议：每天捐赠3元给贫困地区儿童，让他们享受到一顿免费午餐。
第一位捐款的是一位深圳的企业家，他一下拿出了两万元。此后，从明星、企业家到普通网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捐赠中来。
邓飞原计划在第一年中筹集到1000万元的善款，但实际上仅仅5个月，他们就收到了超过1600万元的捐款。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爱和善良，关键就在于如何调动、激活他们的爱心。”邓飞说，自己做了十年的调查记者，一直是在以舆论监督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但做公益之后，他忽然发现，与“建设性监督”相比，“建设性建设”对于社会的推动更加直接、有力。
自此，邓飞开始全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之中。
新媒体的启发
在贵州推广“免费午餐”的过程中，邓飞遇到了一个身患肺结核的小女孩，由于贫困的原因一直未能得到医治。这让邓飞意识到，贫困地区儿童在面临温饱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重大疾患的威胁，而与前者相比，后者的问题更加致命。
借鉴先前的经验，邓飞发起了第三个公益项目：“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与前两个公益项目不同的是，大病医保的参与主体中第一次出现了商业机构的身影：由公益组织负责筹款和出资，为每个贫困儿童每年投保75元，由商业保险机构负责大病承保，最高报销额度为20万元。
这个整合了民间资金、政府资源以及商业保险的新医保模式，在推广之初就被评价为是“一次医疗领域的重大变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邓飞他们又一次成功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出台。
对于三个公益项目的连续成功，邓飞表示一方面是依靠了新媒体工具，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身后优秀的志愿者团队。
所有志愿者都是邓飞从网上招募的。例如做大病医保时，邓飞招到的一个志愿者是国内某保险公司的职员，在她的多方努力下，他们很快完成了对大病医保的定型，并面向全国的保险公司公开招标，整个项目才得以迅速开展。
除了专业型人才，大部分志愿者之前并没有公益经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并没有太多的先例可循，只能依照一些通行的标准和常识，在实践中一点点积累经验。
例如，为了保证免费午餐工作标准、有序地展开，邓飞的志愿者团队就在摸索中编制了一本工作指导手册，涵盖了包括申请流程等在内的多项说明。
除了规范流程、严格操作之外，作为一个公益项目，筹集资金无疑是头等大事。除了传统的银行账户捐款方式，邓飞还通过网络开辟了多种渠道。
起初，很多网友以各自的方式筹集善款。例如，一位叫贺永强的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一只水晶老鼠，在将其卖后对免费午餐做了捐款。此后，网友们开始纷纷效仿。
在网友的启发下，邓飞萌生了在微博上开展公益拍卖的想法，但由于不能与第三方支付工具顺利对接，只能作罢。但很快，邓飞就接到了阿里巴巴CMO王帅的电话。在他的帮助下，免费午餐先在淘宝上建了一个网店，销售网友捐赠的闲置物品，又在天猫上建立了公益店，网友可以购买3元虚拟产品的方式，为免费午餐捐款。
“如何利用新技术筹集款项，是我们正在开展的一个新课题。”邓飞说，现在“免费午餐”已经成为一个知名公益品牌，今后他们将推出更多的衍生品，不仅会邀请知名设计师参与设计，还要调动在校大学生的参与热情，“这样既能广泛地传播公益理念，也能高效地筹集善款。”
让公益激活爱心
从事民间公益的一年半中，邓飞的微博粉丝从16万人激增至200万人。他的签名“国家的孩子”，源于其参与打拐事件后为《凤凰周刊》撰写的文章题目。早年间，邓飞曾供职于《今日女报》，做了大量关于妇女和儿童的采访，孩子渐渐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而从事公益事业的第一天起，孩子就是他救助的对象。
采访当天，邓飞4岁的女儿在周围跑来跑去。只要女儿跑进他的视线范围，邓飞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转来转去。
“我今后准备做一个面向乡村儿童的基金会。”尽管已经倍感疲惫，但邓飞依然不打算停下脚步，他透露，未来这个基金的善款将投向三个方向：一是解决饥饿和营养问题，二是医疗问题，三是对孩子们做精神层面的帮助，例如建立图书馆、开展品行教育等，“帮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邓飞坦言，没做公益之前，他像很多人一样，觉得自己做了也不会有人回应，“但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事情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人们不回应你只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在做公益的过程中，邓飞既收获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也遭到了少数人的批评和质疑。但后来，他学会了接受各种批评，并将它们看成是督促自己不断进步的一种激励。
大病医保项目启动时，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 说：“中国慈善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将慈善坚持到底，做到细水长流，坚持不懈。向这个目标靠近，需要将慈善变成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看到过太多社会阴暗面的邓飞感叹，以前在中国人心目中，官方慈善就是权力勾兑、利益交换、行政压迫的结合体，因此过去人们的慈善行为往往不能做到自发和持久。“观念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是通过公益激活人的爱心和善良，帮助人们建立合理的价值观，让人们能够同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邓飞说。
尽管已经全身投入到公益事业之中，但邓飞依然称自己是媒体人。他筹划时机成熟之后，自己做一个媒体，传播公益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中来，让做慈善的人变得快乐起来。
底线之上
作为著名的不行贿者，王石（微博）是个“异类”，却是中国商业的可悲之处。
在某次会议上，一位发言的企业家针对王石的“不行贿”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音未落，台下300多位听众掌声雷动。
中国的现代化之旅总是让各种动乱阻断，最近三十年来和平岁月才维持了基本健康的秩序，然而，各种不断突破底线的行为却成为转型中国难以绕过的恶礁险滩，利益遭到剥夺的痛苦遮蔽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市场逻辑出现了倒退，寻租文化与失信文化如影随形。
时至今日，变革已只能进不能退，否则将重温一百年中曾屡次发生的噩梦。如何在机会主义与长远目标中取得平衡？如何驾驭空前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告别血祭？这注定是个痛苦而撕裂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呼吁商业文明捍卫底线，虽然无奈，却不可回避，底线正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市场体系的基石，它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惊涛骇浪的冲击。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即使对像王石、马云、柳传志这样的商界领袖来说，坚持底线都是“艰难的决定”，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不择手段往往是生存压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道德的血液”也就迅速流失，“赢”成为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判断，至于如何“赢”的手段也就并不重要。
“底线”之所以脆弱不堪，是因为一条可悲的“规律”：不遵守底线带来的暴利，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惩罚，也大于遵守底线获得的收益。这种鼓励“破坏性”发展的生产力，必然会创造出适应它的各种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丧失底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便甘愿置身于“利益为王”的“丛林世界”吗？
有“异类”便有希望，王石并不孤独。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教授黄铁鹰9年来，在18个班中，面对有实际工作经历的MBA时，总是会问到这个问题，每次敢于举手宣称自己“从不行贿”的同学，一直是少数——少数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位人称“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没有用过她销售的设备包装出来的产品”的，业内公认的包装设备“销售女皇”，其秘诀就在于“不行贿”。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关于“底线”的讨论，应当着眼于中国新商业文明，如果仅以维护底线为目标，只能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企业家何为？
首先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主动参与到法治社会的构建之中。权力的边界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底线，这一边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才能被证实其有效性。限制权力的边界，树立起法律应有的尊严，让法律成为最有力的底线，在社会成员的心中建立规则观念，不仅可以挤出权谋之术的泛滥，更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本共识。
其次，主动参与建立现实环境下的中国“新教伦理”。时代不仅呼吁中国出现稻盛和夫这样有大格局的企业家，不仅掌握着惊人的财富，也有自己整套思想和强大行动力，为柳传志先生所说的“让社会空气更湿润一些”振臂一呼。同样需要每一个商界人士的共同参与和自觉行动，用个体小小的“坚持”，汇聚整个市场的尊严。
人人皆是环境，建立“新教伦理”不只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是全体国民的大事。重构底线，不仅需要道，还要寓道于术，和每一个人的自觉坚守。
张立：不行贿的“销售女皇”
你用不行贿的方式去销售，就会遇到更多不受贿的客人；受贿的客户总是极少数，在中国不行贿也可以成功。
文│慕凤丽 黄铁鹰 梁钧平
“相信在中国做生意不行贿能成功的，请举手！”
举起来的手，没超过半数。
这是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黄铁鹰老师面对100多个有实际工作经历的MBA学生做的调查。这个调查至今已经进行了9年，涉及18个班，每次举手的都是少数。
下面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立，19年来在中国销售了400多套进口包装设备，每套设备的售价从几十万到几百万欧元不等。她的客户包括中石化、中石油、英国石油，雪弗龙，日本出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花啤酒、中粮等著名企业。行内人称这个纤细女子为“销售女皇”，他们说“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没有用过她销售的设备包装出来的产品”。
然而，她销售秘诀之一却是从不行贿。
销售的真谛
1991年，张立为了家庭辞去干了8年的中石化采购工作，南下深圳找了一份销售代表的工作，独家代理意大利一家包装设备公司在中国的销售。这家名为LULU的意大利公司有50多年的历史，专门研发和生产黏稠液体（润滑油、食用油、啤酒饮料和洗涤用品）的灌装包装生产线，产品线包括灌装、包装、码垛和仓储运输机械设备。
一开始，张立对LULU的产品和使用完全没有概念，连个师傅都没有，只能全靠她自己。刚开始的几个月里，张立能做的就是熟悉产品资料，当意大利的厂家来中国开展会时，她过去搭把手帮着做做宣传。
然而，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几个月之后，张立得知锦西有家石化工厂要上灌装设备，她马上打电话过去了解情况，这让她第一次尝到销售工作的艰辛。
张立找到了那家工厂的负责人，却被告知深圳另一家代理LULU灌装线的公司已经联系过他们。虽然当初说好是独家代理，但张立的业绩一直没有进展，意大利的公司又找了另外一家代理公司，张立没办法，只能和对手竞争。
张立开始一遍一遍地拨通长途电话，她同锦西客户负责这个项目的所有相关人员取得联系，想方设法了解客户最具体的信息，当时那种老式的转盘电话机要一圈一圈地拨数字，几天下来，张立的手指头都拨肿了。经过了解，她发现并不像另一家代理商所说那样顺利，锦西客户在购买LULU设备的问题上还有很大分歧，主要是技术和价格。张立的英文不好，她先把得到的信息整理后写成中文，再翻着字典译成英文发传真告诉LULU。
在数不清的长途电话和传真之间，张立把锦西项目的具体要求、新加坡竞争对手的情况传达给意大利的厂家，并要求他们针对问题作出解释和改进。同时，她再翻着字典把她卖的意大利设备为什么贵、贵在哪里、为什么比新加坡厂家的设备更值得买的原因，翻译成中文，再传真给锦西客户。
两个多月的时间，张立分别站在双方的立场解决问题，不仅打动了锦西客户，也说服了意大利厂家，她终于签下那张订单。之前几乎毫无销售经验的她成功了，摸着拨电话拨肿了的手指，她的内心充满了被承认的满足感。
天道酬勤，市场没有辜负她超出一般人的付出，她又陆续签了几张订单。经历了第一次痛苦的过程，张立逐渐领悟到销售的真谛——务实、勤奋、真诚、专业。然而，1994年的一次失败，让她又重新认识了销售这份工作，也让她开始思考做销售该不该行贿这个问题。
失败的思考
那是北京一家石化工厂要上的一条灌装线，这家工厂曾在十几年前从意大利直接进口过LULU的灌装线，张立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不料，还没到正式讨价还价，她就被正式通知：下面的投标过程你们不必参与了！她一下子蒙了，完全不能相信这个事实。自己满怀希望，可是还没真正开始，就出局了！
张立十分伤心，她一个人躲进卫生间大哭一场，耳畔还不断重复客户给她的冰冷理由：我们之前确实是用过你们的设备，但这家意大利厂商服务不好，设备也很一般，我们很不满意。
这次失败的经历让张立明白：客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台设备，而是需要几十年的正常生产和整套的系统服务——包括售前的方案设计、售中的安装和培训，以及售后的设备维护等等一系列服务。合同签署那一刻才是她和客户真正合作的开始，她必须保证客户选了自己的设备不后悔！否则，销售之路只会越走越窄，她不能容许这样的不满意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就在她被通知出局的前不久，曾有一家自称采购代理的公司找上门要和张立合作。这家公司说可以帮她搞定客户，当然拿到订单后要提一定比例的费用。当时，张立一口回绝了这个要求。张立跟对方说：“对不起，我就是代理了。LULU给不出再请一个代理的费用。”但事后，她听说拿到订单的竞争对手——代理的是另一个意大利品牌Sigama，答应了这家采购代理公司的要求。
失败的教训让张立开始建设自己的团队，团队成员的不断加入，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其中就包括：行贿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的生意？加上张立之前遇到的事情，她开始郑重考虑到底行不行贿的问题。
为什么不行贿
张立对于行贿的概念应该算是后知后觉，并不是因为没有遇到过，而是在她的意识里就从来没有过通过行贿方式达到目的的概念。
早在她做采购工作时就有被行贿的经历。有一次，张立到日本考察几家设备厂商，其中一家厂商不仅非常积极地招待她，还在她去洗手间的时候，让一个女职员跟着并交给她一个信封。她很奇怪，回房间一看，里面竟装着一大沓美金。张立吓坏了，赶紧退还对方，并从此再不愿意和这家厂商打交道。那种忐忑的感觉在张立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后她再也就没有拿过别人的好处。
张立说她一向胆儿小，哪怕撒一个小谎，心跳会加速，脸也会通红，“我的心理素质不强，承担不了违法的事，我从小到大没做过违规的事，连排队加塞都没有做过。”
并不仅仅是因为张立个人性格原因而不行贿，她在跟自己的团队说明这个问题时，更多的是站在公司立场。
她分析到，首先，LULU的设备本来就没有价格优势，其生产和组装全在欧洲，价格常常是国内产品的5-10倍，为了提高竞争力，他们的利润已经降至最低了，根本也打不出行贿的预算。其次，即使是受贿的人，也有把工作做好的愿望。如果LULU的价格已经这样高，还行贿，只会让客户怀疑你的设备是暴利。这反过来会让客户对产品的质量、功能更挑剔，他们还会进行更狠的压价。
在销售中坚持不行贿，就意味着要用其他武器同行贿的对手竞争。张立用的是“把LULU的设备做到性价比最高”。她解释说，因为不用行贿，自然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要比竞争对手更用心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更详细地了解自己的产品和对手的产品；更有效地教育客户，因为很多客户是第一次接触这类设备；更有效地教育LULU工厂 ，因为意大利的生产技术人员对中国客户的需求，始终不如我们的团队清楚；还要更好地对客户提供售后服务。
要想让自己的团队彻底相信并折服，张立必须自己做出榜样。
树立榜样
在竞标新疆一家石化厂的生产线设备过程中，LULU落选了，公司老对手Sigama签了合同，也就是当初那家答应给采购代理公司回扣的公司。不过，这家石化厂马上还要上一个更大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规模是当时石化系统里最大的。张立决定去新疆拿下这个项目。
由于第一次招标中的失利，加之客户所在地条件艰苦，LULU的意大利支持人员不愿再陪张立一起去新疆。
背上打字机和专用打印纸，张立只身赶往新疆，参加她的又一个“奥运比赛”。不管压力多大，她只全身心做一件事：了解客户的需要，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她争取每一个机会与每一个相关的部门接触：帮助技术部门了解她的设备性能优势，帮助生产部门打消设备操作复杂的顾虑，帮助采购部门评价性价比，帮助决策领导评估投入产出比⋯⋯她把客户问到的所有问题都认真整理、解决和回答，不清楚就打电话或是发传真去问LULU。
在新疆，除了和客户的工作接触外，张立整天一个人躲在招待所用功。竞争对手来了五六个人，也和张立住一个招待所。张立经常看到他们和客户去吃喝玩乐。她忍不住想：“客户是不是已被他们搞定了？他们和客户这样熟络和融洽，我还有机会吗？”
但张立总是马上压住这一瞬间的杂念，提醒自己：“我是在参加奥运比赛，不可以有任何分神。既然我们没有预算，也没精力去做那些事，我就只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能努力的事情上。”
张立经常说自己真是太幸运了，她只是埋头做了她能做的，客户却给了她更多的回报。她不仅拿到了新疆这家石化厂的第二张订单，还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拿到了全国石化系统新上的所有六条灌装线。而当初让她倍感压力的竞争对手——Sigama的代理商，从此在这个行业里销声匿迹了。
不仅是道德问题
张立的业务越做越大，团队也在不断扩大，只要客户需要，她都要求技术服务人员按时解决客户的问题。然而，却总有些客户会故意刁难他们，团队里的人再次提出：“我们不靠行贿做生意，但同客户吃吃饭、送些礼品拉近关系总行吧？”
同事们的话也让张立反复问自己：如果大家可以很自然地行贿受贿，自己为什么还要如此固执地坚持不行贿呢？
可每次思考之后，张立还是会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行贿。她说服自己和同事的理由往往不是道德层面的。在她看来，行不行贿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选择。
她用自己做过的项目一一举例，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决定采购的一定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两个人。如果你费尽心思和精力去试图搞定每个人，还不如把这些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了解设备和客户需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