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交警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最难的不是指挥，而是执法。严格执法是为了交通安全、畅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罚到谁头上，谁都不乐意。作为政府的执法人，交警在很多时候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经常有违法人员对执法不理解、抵触，甚至刁难交警。

　　与韩非子推崇的“务法不务德”理念相比，我更愿意接受荀子的“礼法并用”的思想。面对违章者的刁难，除了严格执法，还当以礼相待，礼为“治之始”，法为“治之端”。

　　交警工作中，最基本的礼仪要求就是敬礼。通化市的纠正违章先敬礼规定，我是第一个贯彻落实的，而且是双敬礼，即处理违法的时候，先要向违法人敬礼；处理完违法行为以后，要再次向违法人敬礼。不久，就创造了全市“车不越线、人无斜穿、路无障碍”的新气象。

　　在十几年的执法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严格执法的交警不易，做一个严格执法又让群众满意的交警更难。要想化解矛盾，耐心、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诚恳。如果能以诚相待，学会换位思考，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

　　有一天，一名男子蹬着一辆三轮车在人群熙攘的马路上行进，车上的货摞得老高，晃晃悠悠的，吓得路人直往两边躲。我打手势让他靠边停车。

　　我对他说：“你这么干太危险，万一把谁剐了碰了，可能这大半年都白干了，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让你一家人指望谁去？”

　　这位当事人果然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就靠他挣钱养活，日子过得很艰辛。

　　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他感动地对我说：“警察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提醒，这是最后一次。”

　　面对每一个违章司机，我都是耐心倾听，并且告诉他为什么会被交警拦下，直到说得对方心服口服，我才开罚单。

　　善待生活，生活也会善待你。

　　我很快升职为中队长，管理当时的新车站到老车站之间的那一片区域。当时那一带还没有岗楼，我们的中队分为江东中队和江西中队，我分在江东中队。

　　除了处理好日常的巡逻、监察工作之外，我积极地向老同志学习警务知识，以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每一天我都感到工作充实、精力充沛、激情满怀，总想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

　　那时的学雷锋绝不是一句口号，送迷路儿童、痴呆的老年人回家，跳冰窟窿救人，帮助店主打退歹徒……这些我都干过。有的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已经记不起来了。

　　新站附近有一个集贸市场，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

　　有一天，一辆三匹马牵着的马车从新站的桥上下来，不知为何马受了惊，奔大市场就冲了过去。原本熙熙攘攘的集市顿时大乱，人们纷纷往两旁躲让，马车所经之处摊货倒翻，行人在躲避时慌乱地相撞，乱成一团。

　　我从岗台上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伸手就去拽辕马缰绳，将浑身的力量集中在手上使劲一带，惊马陡然刹住冲势。我却滑倒在马的身边，地上都是冰雪。我紧紧抓住缰绳不放，那马在尥蹶子，眼看一蹄子就要踢着我，我不得已松开手挺身一出溜，躲开了危险的这一蹄子，皮夹克经这么一蹭被刮出了一条大口子。这时候的马已狂性大减，周围的人涌了上来，他们拉的拉拽的拽，一起控制住了马车，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第二天，广播、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新闻。记者涌到局里，争先恐后地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平静地说：“当时什么都没想，我就想必须拽住它。”记者们多少有些失望。

　　作为中队长，我有吊扣违章驾驶员一个月驾驶证的权力。有那么一段日子，每天都有人拿着驾驶证来请示：

　　“中队长，吊扣一个月。”我问：“什么理由？”答曰：“不服从管理。”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我问：“什么理由？”答曰：“不服从管理。”又来一个儿……

　　我嘴上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多？”心里却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那时候的每周三下午，我们都搞业务学习；周五下午，搞政治学习。队里的干警与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一边喝着茶水儿，一边就国家大事和相关的大事讨论问题。

　　在一个周五的会议上，我决定把心里藏了好久的问题摊开。面对众人，我说：“咱们来讨论一个问题，这些驾驶员见了我们交警就像耗子见了猫，他们怎么会不服从管理呢？”

　　下面的人听了，一阵沉默。

　　我说：“咱们就讨论一件事，咱们交警是‘为人民管交通’，还是‘为交通管人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有“公仆”意识，也刚有“公仆”这个词。我的这个讨论被当时局里的苏副局长知道了，于是在全局专门展开了大讨论，探讨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两句话，字数相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也还有些哲学味道。但我当时没有多想，只知道作为一名交警，心中始终要有一杆秤，那就是群众。现在想想，那时的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却自然快乐，内心丰盈。很怀念那段岁月，它是我实现梦想的又一次历练。所以，我说人生的每一步都不白走，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积淀。《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这话我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