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与“自我身份”焦虑

作者:陈国战来源:中华励志网 2015-05-18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刷屏、点赞、转发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必修课。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朋友聚会上每个人都低头不语,却通过手机与不在场的“朋友圈”交往,已成为一道颇为讽刺的风景。社交媒体的流行,一方面受惠于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型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当前社会文化需求的助力。通过考察社交媒体(社交网络),我们可以窥见当前社会的一些突出症候。

很多人都还记得,在互联网出现早期,它主要被用作与陌生人进行匿名交往。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遇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扮演一个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完全不同的角色,并随心所欲地塑造、伪装、更换自己的身份。如此一来,互联网就为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交往体验,并为人建立起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乌托邦空间。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匿名性受到早期互联网用户的普遍欢迎,很多人都在网络匿名环境中流连忘返,并热衷于利用网络结交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也不可能谋面的陌生人。在其中,人们可以像抒情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浪荡子一样摆脱羁绊,自由穿行。

随着互联网越来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社交网络)的出现,这种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网络交往却逐渐失去了新鲜感。人们越来越感到,在网络匿名环境中,人们来去匆匆,不能建立起牢固而持久的联系。于是,在匿名交往的新鲜感过后,实名交往越来越成为网络应用的主流,很多人都主动选择脱去匿名性的伪装和保护,将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于网络空间,并主要与那些有现实联系的人进行交往。从网络聊天室、QQ,到博客、微博、微信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一种实名化的趋势。

网络交往由匿名向实名变化的趋势缘何而来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源于表达与倾听之间的失衡。在网络匿名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正是因为人们对匿名环境下的个人表达难以到达受众、难以构成一种“有效传播”感到沮丧,这才为各种实名交往方式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与匿名交往相比,实名交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业已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带入网络空间,并将人们的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协调起来。比如,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中,即使一个人的发言毫无意义,通常也能得到熟人的关注、点赞或评论,这无疑给人带来了更强的表达功效,也激发了人们的表达欲望。

与网络交往的实名化趋势相一致的,是社交媒体的私语化趋势,也就是说,各种社交媒体的公共性越来越弱化,私人性越来越凸显;它的媒体属性越来越弱,社交属性越来越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闲言碎语,它们在发挥情感慰藉功能的同时,也削弱了网络交往的公共意义。

互联网出现的早期,很多学者对之寄予厚望,认为它将带来一种赋权效应,使每个人都成为一名草根记者,从而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然而,让这些乐观主义者没有料到的是,就在这些期待能否实现还众议纷纭的时候,一些新的技术手段率先在私人生活领域大显身手了,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表现自我的“神器”。2013年,牛津词典把“自拍”列为年度“风云词汇”。与此同时,各种“网晒”在中国年轻人中也如火如荼地进行:“晒旅游”“晒孩子”“晒菜品”等,很多人热衷于将自己每天的一举一动都发布到朋友圈中,以至于人们不无调侃地把“上菜先拍照”列为网络四大俗之首。 其实,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毫无节制的自我展现,体现出的是当前社会的“自恋主义”,这已经引起心理学家、传播学者等诸多领域专家的忧虑。《纽约时报》记者克里夫·汤普森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喋喋不休,体现出的是现代人的极端自恋。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自恋主义更多的不是一种自我欣赏,而是源于一种身份焦虑。从表面上看,自恋性格表现为对自我的重要性估计过高,以至于错误地认为自己所有的私人事务都具有公开展览的价值。但是,它的深层成因却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正因为他们自己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因此,在那些社会身份定位尚不明确的年轻人身上,自恋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当下的 “屌丝” 群体,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焦虑。对此,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虚假矫情和电视剧《蜗居》的真实沉重之间的对比,恰如其分地丈量出了白领的身份想象和现实境遇之间的巨大差距。最近几年,我们见证了一些品牌折扣网站的兴起,如唯品会、聚美优品等,不难理解,它们的主要消费人群就是这些年轻的白领。一方面,他们认同名牌;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只能淘一些打折的名牌来装点自己的身份,缓解自己的身份焦虑。又如,很多时候,“网晒”就是对个人消费的一种展示,如购买了一件什么东西,到哪家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等。

社交媒体、社交网络的实名化、“自恋化”趋势也提醒我们反思另外一个问题,即网络空间到底是一个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互联网出现的早期,很多学者都强调它的公共性。众所周知的是,不管是美籍德裔思想家阿伦特,还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他们的公共领域理论都建立在对公共和私人的清晰界分之上。而网络空间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一方面是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空间;另一方面,人们在其中讨论的又并非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普遍问题”。因此,要求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严格恪守理性协商的话语方式是不现实的。然而,目前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维珍航空公司的两名空姐因为转发微博抱怨公司的飞机餐难吃、量又少,遭到公司解雇,而法院判决又支持了公司的决定。在这起案件中,法院显然把网络空间当成了纯粹的公共空间来对待。如果说自恋主义者的不当之处在于无视网络空间的公共性,那么,个别人的不当之处似乎在于根本无视网络空间的私人性。把握网络空间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的界限,正成为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作者:陈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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